唐初君臣，无不以隋亡为教训。魏征曾说："愿当今之动静，思隋氏以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旧唐书》）卷71《魏征传》）贞观三年（629）， 李百药奉唐太宗李世民诏，修《北齐书》。《北齐书》的修撰宗旨就是"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鉴"（《册府元龟》卷554，国史部，恩奖）。唐太宗晚年， 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剧，太子不肖，与魏王各树朋党，酿成宫延政变。唐太宗受到极大刺激。于是，他下诏重修晋史，以晋武帝"居治而忘危"，"建立所非，委寄失才"（《晋书·武帝纪·制曰》）为教训，又指斥司马懿、司马昭父子"饰忠于已诈之心"，"前忠而后乱"（《晋书·宣帝纪·制曰》），是以史为镜的又一例。
    不仅前朝亡乱之史可鉴，而且前朝之兴盛也是可以取法的。唐代史家刘知几说史是"为国家之要道（《史通·史官建制》），杜佑说"将施有政"（《通典》序），都充分意识到了历史为政治服务的功能。
    众所周知，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是希望统治者"时赐省览，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资治通鉴》附进书表）。正因为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15），才赐名为《资治通鉴》。也因为《资治通鉴》是为了给巩固政权献策，因此它的主要内容是政治史，"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鉴"（附进书表）的材料。
    明末的一些学者，针对当时崇尚空谈的世风，提倡"核实有用之学"，主张研究历史为现实服务。查继佐的《罪惟录》是一部完整的明史，作者痛感亡国之恨，分析了明朝兴盛和衰亡的教训。同时代的学者王夫之，参加抗清不成，眼见了亡国的惨祸。他写的《读通鉴论》认为，前代历史"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读通鉴论》叙论四之二）这就把简单的"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推进了一步，不仅鉴得，而且鉴失；不仅鉴同，而且鉴异，以至于要考察为什么改变了成功的做法而也得到了成功，为什么采用了偏颇的做法，也会免于失败。显然，王夫之的史鉴思考更加深刻了。他不再进行简单的类比，而是在探寻决定历史发展的更加本质的东西。他是在"推本得失之原"，在寻求"合于圣治之本"，因此"即一代而多有张驰，均一事而互有伸诎"。他对历史的得失的评论不是僵化"执一"的，而是"无定"的。是"因其时而酌其宜"（《读通鉴论》叙论四之一）的，充满了实事求事的辨证观念。这在唯物史观诞生以前，是极有见地的。
    中国史学优统中的史鉴思想，上下贯穿，脉络是十分清晰的。
    毛泽东深谙中国历史。历史知识在他手中运用自如，成了活的工具。毛泽东研究中国历史是为中国寻找出路，是为了制定切实可行的革命战略和策略。尽管当代中国革命的性质不同于古代和近代，革命的任务对象也各不相同，但毛泽东总是能从历史上找出可以借鉴的东西，他的读书不是信而好古，而是"古为今用"，"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16）。然而，因为毛泽东掌握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更能把握历史的本质，因而它的以史为鉴达到了更高的境界。
    毛泽东所领导的是一场人民革命，因而他十分重视历史上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毛泽东以李自成起义因骄傲而失败的教训教育全党，是尽人皆知的。1944年，正是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克北京的三百周年纪念。在重庆的郭沫若，写了一篇《甲申三百年祭》的长文，总结这段历史。李自成军曾经转战数省，所向披糜，但竟在进入北京仅仅一个月的时间里，便迅速走向了失败。首领骄傲，互争权利，生活腐化，不思进取，军队纪律松驰，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这篇文章在重庆受到国民党《中央日报》的攻击，被说成影射当局，但在延安，却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并将其当做整风文件。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说："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17）当时抗日战争已经接近尾声，中国共产党不仅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而且有了相当可观的力量。抗日战争胜利在望，中国革命的胜利也不再遥远。毛泽东不失时机地对革命队伍进行教育，是在为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做准备。毛泽东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8）
    早在1929年，毛泽东为纠正中国红军中和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基于对中国社会深刻的认识，指出，"由于红军游民成分占了很大的数量和全国特别是南方各省有广大游民群众的存在，就在红军中产生了流寇主义的政治思想。"毛泽东又基于对中国历史的深刻认识，指出，"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19）在此前一年，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并在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开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斗争。后来他多次说"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只有彻底地克服了流寇主义，提出并实行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才能有利于长期支持的游击战争。"（20）毛泽东没有就历史事实做具体的类比，而是用历史的规律在做鉴戒。这是创造性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古为镜思想的一个飞越。
    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还希望能总结历史上的民族投降主义与民族抵抗主义的斗争，以对现实做出指导。他在写给何干之的信中说："如能在你的书（按，指当时即将写作的《中国民族战争史》）中证明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般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21）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变了，面临一系列新问题，同时党内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比如脱离群众、官僚主义滋长、追求享乐等等。对此毛泽东曾经发动过一系列大大小小的运动，以纯洁党的肌体。与此同时，他还不断地借历史上的事例对全体党员和干部进行教育。
    1962年，他对一些不听取别人的意见的人，举项羽刘邦的例子进行教育，说"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接着他详细地说了刘邦与儒生郦食其相见的故事。他说："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22）
    另一个例子，是毛泽东以《触詟说赵太后》的故事教导干部不要溺爱自己的子女，而要让他们去建功立业。毛泽东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利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23）
    毛泽东在教导党的干部时，随时引用古人的例子，不胜枚举。如举《三国志·魏书·郭嘉传》，要求干部"多谋善断，重点在'谋'字上"；举《三国志·吴书·吕蒙传》，鼓励行伍出身的军事干部学习文化；以《后汉书·黄琼传》说明"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道理；用《后汉书·李固传》说明"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洁"和"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的道理。由于毛泽东的广博的历史知识，由于他开扩的视野，更由于他掌握了科学的历史观，因而使得"以古为镜"这一优秀传统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历史学家周谷城曾赞叹地说："毛泽东'古为今用'是没有人能企及的。"（24）
    四、"读史必重近世"
    毛泽东在青少年时期便为自己提出了"读史必重近世"的要求。毛泽东立志改造社会，因此要求自己要了解社会即"通今"，"如读史必重近世"，原因也是在于"以其与我有关也"（25）。这个"我"，当然不可理解为纯粹的个人，而当指"我"这个时代，"我"所要建立的事业。当时，是毛泽东的世界观正在形成的时期，便已认识到"近世史"对改造中国的事业更为必要。后来，毛泽东投身于中国革命，不仅重视研读"近世史"，而且花了大的力气去研究近世史乃至当代史。
    而重视近世史，也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秀传统。
    纵观中国历史籍，尽管浩如烟海，但其中大多数在当时来说都是近世史。《尚书》、《春秋》、《国语》、《战国策》以及后来相当多的正史，莫不如此。即以司马迁独立撰述的《史记》而言，全书记载了自三皇五帝到两汉之间近三千年的历史，而秦以后的历史所占的篇幅竟达全书的百分之八九十。秦的历史很短，《史记》却记载甚详。正如前人所说："始皇统一，对于以前为千余年未有之变局。局变，则承其变者，应有使民不倦，尽利尽神之妙。太史公《史记》究古今之变，于此尤致意，以寻其究竟。"（26）司马迁实际上是希望为汉统治者寻求治国方略。
    其后，《汉书》、《三国志》等也都是"近世史"或当世史。范晔作《后汉书》，通过对东汉一代历史的评论，表达他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见解，使历史与当代密切联系。《后汉书》中某些历史素材的取舍，某些历史人物语言的采录，都贯穿着作者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有所意指，有所寄托。他所做的论、赞、序也都有暗谕当代的弦外之音，所谓"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他担心世人对他不能理解，"多贵古贱今"，因此死前在狱中还一再申述他的主张（《宋书·范晔传》）。近世或当代史与现实联系更多，因而也就更能发挥史学的功能。
    《贞观政要》是一部政论性史书，以当代史向当政者进行劝惩，是其最大特色。《通典》也可称作当代史。
    《资治通鉴》最初只有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到后周显德六年（959）为止十六代1362年的历史，但后来司马光又补写了《国朝百官公卿表大事记》，记事一直到北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以补《资治通鉴》之不足。到李焘作《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记为北宋九朝168年的史事，则完全是近世史了。即使如此， 该书记事也还是详近略远，更注重更近的史事。
    清代学者章学诚，把中国史学厚今薄古的传统精神阐述得淋漓尽至。他说："人不幸而为古人，不能阅后世之穷变通久，而有未见之事与理。"（27）又说："所谓好古者，非谓古之必胜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于因革异同求其折衷也。"（《文史通义·内篇》"说林"）因此，他认为"君子苟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私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鞶帨之文，射覆之学，虽极精能，而无当于实用也审矣。"（《文史通义·内篇》"史释"）
    毛泽东虽然热爱古史，但他却推崇厚今薄古。他研读古史的目的是为了探寻历史规律，掌握中国国情，直接为现实斗争服务。他更关注的是中国近代、现代史，甚至可以说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时时刻刻在进行着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研究。这种事例几乎随手即是。比如《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其中之三"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的失败"，回顾了刚刚发生的历史，指出"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的时候，反而采取统治阶级破裂时候的战略，分兵冒进，致使边界和湖南同归于失败。"（28）比如《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目前政治形势的特点"中，毛泽东用极为概括的语言回顾了近百年中国的简史，特别是1924年以后的中国革命史，指出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抵制了党内在过去长时期内存在着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唤起党内注意1927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引导革命归于失败的历史教训（29）。又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在第二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战争"中，全面地回顾了自1924年以来的中国革命战争史，做为制定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的依据（30），等等。总之，毛泽东在论述中国革命时几乎时时离不开回顾中国近代、当代历史，总是把他对革命的领导建筑在坚实的历史的基础之上。
    毛泽东十分重视中共党史的研究。他认为，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是与党的历史分不开的。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他用相当长的篇幅总结了党十八年的历史，（31）在中国革命发展的每个阶段，毛泽东都要对党的历史、革命战争、革命运动的历史以及社会历史做一番总结。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的形势已经清晰可见，中国革命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重要的关头，毛泽东领导党的高级干部对党的历史做了一个全面的总结，这就是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解放战争即将结束，新中国即将建立的时候，毛泽东又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一系列文章，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对近百年来帝国主义侵华史和中国人民的反侵略史做了回顾和总结，提出了新中国建立的理论根据。毛泽东充满信心不无激动地说："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32）毛泽东把握了历史，也就指导了现实，因而也就可以预见未来。
    五、实事求是
    历史是史家对客观的历史事实的记述。但是，因为史家所处的时代环境、史家本人的社会地位、史家的立场、观点以及学养学识和道德品质的不同，对历史的记述也会有很大的差异。笔下的历史与客观的历史之间的距离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中国史学有一个优秀的传统，这就是秉笔直书、实事求是。
    孔子曾赞扬春秋时晋国史官董狐"书法不隐"。当时晋灵公无道，赵盾屡次谏争，灵公便想杀赵盾。赵盾逃走，赵盾的族人因而杀死了晋灵公。赵盾回到晋国后，史官董狐记载这段历史说："赵盾弑其君"，并向朝廷公布（《左传·宣公二年》）。其时，又有齐太史如实记载了"崔杼弑其君"。结果太史被杀死。太史的两个弟弟又接连因照直记载这件事而被杀，但太史的小弟弟还是把这件事记入了史书。崔杼无可奈何，便放过了。在外地的南史，听说史官为直笔接连都死了，便不顾危险，带了竹简前往尽史官之责。走到途中，听说太史的小弟弟已将此事记入了史书，才又返回（《左传·襄公25年》）。后世称颂史德，便以董狐、南史作为良史的代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