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重修《唐书》迁延时间长，人员变动大，前后经过复杂。自清以来，虽有较详的考察，但仍然有问题需加细辨。
    仁宗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六月《新唐书》全书告成，由提举官曾公亮领衔奏上，宋祁、欧阳修皆受到升赏。宋祁上《让转左丞札子》，追述修史经过说：“臣自庆历中受诏纂修，……历一十七年，书克奏上。”欧阳修上《辞转礼部侍郎札子》，也追述道：“检会宋祁、范镇到局，各及一十七年。”由此上溯17年，即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正合宋敏求的回忆：“庆历四年，贾魏公建议修《唐书》。始令在馆学士人供《唐书》外故事二件。积累既多，乃请曾鲁公、掌侍郎唐卿分厘，附于本传。”从庆历元年张方平“请节略《唐书》纪传中事迹”，至此演变为提供《旧唐书》以外的“故事”附于本传，实际上已经在作重修列传的准备了。贾魏公、曾鲁公，即贾昌朝、曾公亮。“掌侍郎唐卿”，指掌禹锡，字唐卿，因以工部侍郎致仕，故称“掌侍郎”，《宋史》卷二九四有传。今有以“掌侍郎”、“唐卿”为二人者，实在是不应该的失误。庆历五年五月，仁宗下诏组建书局，“命四判馆、二修撰刊修”，仍如宋敏求所说：“时王文安（尧臣）、宋景文（祁）、杨宣懿（察）、今赵少师（k1i302.jpg）判馆阁，张尚书（方平）、余尚书安道（靖）为修撰。”〔8〕闰五月，又命曾公亮、赵师民、何中立、宋敏求、范镇、邵必等6人“并为编修《唐书》官”〔9〕。宰相、监修国史贾昌朝为提举官。
    最初的几年，纂修几无进展，只有宋敏求续成唐武宗至唐哀帝六朝皇帝实录，庆历五年九月经王尧臣等奏上，成为重修唐史的一项新的史料来源。6人的“编修”队伍，到第二年便只有宋敏求、范镇2人在职，贾昌朝又举荐王畴加入进来。不久，提举官换成参知政事丁度。到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先前的“四判馆、二修撰”的“刊修”官只有宋祁在其任。仁宗即改命“同刊修”宋祁为“刊修官”，使其主持编修。三年，宋祁因其子与张彦方案有牵连受到包拯弹劾，出知毫州却不解史任，命其“就州修《唐书》”。四年十一月，徙知成德军。居三月，徙知定州。此间，书局虽未解散，却无提举官。作为唯一的“刊修官”，宋祁不得不写下《乞宰相监修唐书疏》。疏文提到的情况是：“今（丁）度不幸薨谢，臣又远守边郡，本局止有删修官王畴以下四员，至今编纂迟延，纪、志俱未有草卷。”〔10〕历来均以此疏系于宋祁知成德军时所上，引录者俱以为在皇祐四年，却未细审疏文中“今（丁）度不幸薨谢”句。丁度卒于皇祐五年正月辛亥日、而宋祁徙知定州在五年正月壬戌日，中间仅隔11日，故此疏当系于皇祐五年正月丁度卒后、宋祁徙知定州之际。所谓的“删修官王畴以下四员”，系指王畴（字景彝）、范镇、宋敏求、刘羲叟（字仲更）4人〔11〕。据宋敏求日后的回忆：“初，编修官作志草，而景彝分《礼仪》与《兵》志，探讨唐事甚详”，“刘仲更始修《天文》、《历》志，后充编修官”〔12〕。范镇的主要贡献，用后来仁宗的褒奖说，则在“网罗遗逸，厥协异同”方面。宋敏求在此前后，持祖母丧居家修书，又两次出为外任。“编修官”在京城书局，主要负责修志，协调异同。“刊修官”却在外任，主要负责人物列传，“咨询无所”，又“不能从诸公于笔研间”。就这样，宋祁在定州又过了2年。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七月，仁宗催促“刊修《唐书》官宋祁、编修官范镇等速上所修《唐书》”〔13〕。恰逢欧阳修为母丧期满起复，但因“党争”欲出知同州。范镇极力申诉，参知政事、修《唐书》提举官刘沆建议加强书局力量，仁宗方准欧阳修不赴同州，“且修《唐书》”。随后刘沆拜相，仁宗正式任命欧阳修“刊修《唐书》”。
    自仁宗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八月起，便有了两位“刊修《唐书》”官。欧阳修到局，“接续残零，刊撰纪、志”〔14〕，又相继增加了编修官吕夏卿、梅尧臣。二“刊修”、六“编修”的班子，至书成之日再未调动。吕夏卿的主要贡献：“创为世系诸表，于《新唐书》最有功云。”〔15〕梅尧臣最后入书局，“修《方镇》、《百官》表”，书成之前两个月卒，故《进唐书表》无其名。吕夏卿在完成《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的同时，至和二年十月因欧阳修奏以“西京内中省、寺、留司、御史台及銮和诸库，有唐朝至五代以来奏牍案簿尚存”，遂受命“诣彼检讨”〔16〕。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吕夏卿又就宋祁“悉送”京城书局的全部列传“副草”，专程到移知郑州的宋祁任上“商较同异”。所以，《宋史》本传又称其“贯穿唐事，博采传记、杂说数百家，折衷整比。”
    欧阳修到书局后，总的分工情况是：宋祁仍然负责列传，刘羲叟继续历、天文、五行三志的纂修，梅尧臣、吕夏卿完成4个表， 梅尧臣还负责《百官志》。王畴先前所修礼仪、兵二志，虽然宋敏求认为“探讨唐事甚详，而（欧阳修）卒不用”。实际上，是范镇、王畴、宋敏求协助欧阳修完成本纪与礼乐、仪卫、车服、地理、选举、兵、食货、刑法、艺文等九志。至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刚刚6个整年，就等候誊写进本和进行校对了。
    宋祁“刊修”《唐书》列传，自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以后，10个年头难得与“编修”们相见，“不与诸儒研确”。书成之日，“又不与伏奏殿廷”〔17〕，实在是古代官修史中唯一一件怪事。更为奇异的是，两位“刊修”前后共事7个年头，竟未见过一面， 也未对全书编纂作统一规划。书成之后，仁宗发现“其体不一”，令欧阳修“删为一体”，而欧阳修借口“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人所见不同，岂可悉如己意”，竟“一无所易”〔18〕。正因为全书未经“删为一体”，才使这部新修唐史留下记事矛盾、体例不一、风格互异等种种弊端。
    上述种种情况足以说明，尽管皇家十分重视新修唐史，委任宰相监修，组建书局，调集人力，并提供各种物质条件，但仍然掩盖不住这样一个事实--《新唐书》是拼凑了17年才拼凑起来的一部史书。宋祁长期在外任独自纂修，缺少得力的助手和详实的史料。欧阳修到书局的前一年刚刚完成《新五代史》74卷初稿，写信给梅尧臣（圣俞）说：“不敢多令人知”，并嘱咐“勿漏史成之语”〔19〕。《新唐书》奏上后二年，又编集完成《集古录》全书。这就是欧阳修“刊修”《新唐书》前后的情况，其主要精力放在何处自是不言而喻的了。难怪他敷衍仁宗，不对全书进行“删为一体”的修改。
    下面，需要辩证两个问题，一是“宋欧修书不同时”的问题，二是新书增废旧书列传的情况。
    清代王鸣盛以《宋史·宋祁传》、《欧阳修传》为据，认为宋祁修书“在仁宗天圣之晚年，历明道、景祐、宝元、康定，至庆历中告成，以书成进左丞云云”；“（欧阳）修之修《唐书》，乃在嘉祐之前至和年间事，距祁稿成时，相去已十余年”，“书成，上距祁稿成约又二十余年矣”。因此，“二公修书不同时明矣”〔20〕。这一说法，迄今仍为部分学者沿用。虽然近一、二十年有学者加以纠正，但都未发现王鸣盛搞错的关键所在。其根源在《宋史·宋祁传》将“诏求直言”的时间误作“景祐中”了，而这又是《宋祁传》中唯一的一个年号。传中宋祁受命纂修《唐书》在“诏求直言”前，故王鸣盛误以为宋祁修《唐书》自天圣至庆历，前后差不多也是17个年头。但《宋史·仁宗纪》景祐年间并无“诏求直言”一类的事，皇祐元年才有“诏台谏非朝廷得失”。《宋祁传》中宋祁“直言对”后紧接“进温成皇后为贵妃”，与《仁宗纪三》的记载相符，时在“皇祐”而非“景祐”。显然，《宋祁传》是将“皇祐”误作“景祐”了，一下子把时间提前了10多年。王鸣盛提到宋祁“守毫州，以稿自随”，《宋祁传》说得很清楚，是因为“坐其子从张彦方游”。传中虽无明确纪年，但宋祁是附在其兄宋庠传后的，前面《宋庠传》明明白白地写着：皇祐三年，“祁子与越国夫人曹氏客张彦方游”。宋庠受牵连罢相在这一年，宋祁出知毫州也是这一年。此时尚“以稿自随”，仍在修撰中，怎么会在庆历中告成？王鸣盛的失误，一直不知“景祐”当为“皇祐”，二是后来在《蛾术编》卷九考知“祁修书凡七年，而自皇祐元年至三年独秉笔，自此出知毫州，皆书局自随以至于成，凡历十六年也”，却仍然坚持“宋欧修《新唐书》不同时”的结论。《宋史·宋祁传》的这一年号错误，除了《宋景文集》卷二九《直言对》有案语注明“仁宗本纪皇祐三年春三月诏求直言”，“本传作景祐中误”而外，迄今竟似无人知晓，故在这里再次提出，请同仁们注意。就整个《新唐书》的纂修而言，应当说：新修唐史前后17个年头，前10年宋祁主持编修，后7年欧、宋共同“刊修”。
    通常都以新书废旧书61传、增331传， 但对其原始根据却说法不一。有说是“文征明《重刻旧唐书序》言”，有引作“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指出”，也有不少人看出马端临是引用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著录：“凡废传六十一，增传三百三十一。”清代钱大昕另有统计，也被认为“遗漏很多”。近年来，黄永年统计说，新书共增修了315传，包括“只有一两句话极简略”的记载，不包括“诸帝公主传所记二百一十二个公主”〔21〕。事实上，那种“只有一两句话”追述其在唐代先祖的记载，作为“人名索引”开列得越细致越有利于读者，但这绝不能视为是人物小传或新增人物传，两者不应混同。
    其实，关于新书增废旧传的情况，《新唐书》的编修者是有他们的统计标准和统计数字的。《郡斋读书志》卷七《史评类》著录，吕夏卿撰《唐书直笔》4卷、《唐书新例须知》1卷，为其“在书局时所建明”。其中，《唐书新例须知》记有“新书比旧书增减志、传及其总数”。这就告诉人们，吕夏卿作为编修官，在当时有过统计。尽管在《郡斋读书志》的著录中未记录其“增减志、传及其总数”的具体数字，但这个统计数字无疑会存于书局，并为各编修官所熟记。据《玉海》卷四六《嘉祐新唐书》条引《国史志》云：“纪十、志五十、列传百五十。凡废旧传六十一，增新传三百三十一，又增三志、四表，凡二百二十五卷、录一卷。（旧史凡一百九十万字，新史凡一百七十五万九百三十字。）”所谓《国史志》，指北宋《国史》中的《艺文志》。北宋《国史》，仁宗天圣八年修成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国史》，神宗元丰五年修成仁宗、英宗《两朝国史》，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修成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国史》。其中，仁、英《两朝国史》120卷，纪5卷、志45卷、列传70卷，宋敏求作为史馆修撰参预其编修。因此，《两朝国史·艺文志》著录《嘉祐新唐书》，必然要依据当年书局的统计数字，更何况宋敏求又是当年《新唐书》的六编修官之一。《郡斋读书志》据此记录了“旧书约一百九十万，新书约一百七十四万（言）”，而《直斋书录解题》则据此记录了“凡废传六十一，增传三百三百十一、志三、表四”，为《文献通考》、文征明等转相引录。笔者以两部《唐书》每卷人物列传前的目录为统计依据，除去各自的重复，所增（包括正传、附传）、所废（仅指正传）数字极为接近上面所引《国史志》的数字（诸帝公主不在统计之列），证明“废旧传六十一，增新传三百三十一”，确实是《新唐书》书局留给后人的一个权威性的统计。今后，再引用这个数字时，不要误以为是书局“局外”人的说法，并请分清其增、废的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