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北宋前期的几部大型编纂，分别以不同的体裁保存着大量关于唐代社会、制度、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原始素材，为编修《新唐书》提供了既方便又详核的基本史料。如：太祖建隆二年（公元961年）， 王溥纂成《唐会要》100卷。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李昉等纂成《太平广记》500卷。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李昉等纂成《太平御览》1000卷。太宗雍熙三年（公元986年），李昉等纂成《文苑英华》1000卷。太宗至道三年（公元997年），乐史纂成《太平寰宇记》200卷。真宗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宋白纂成《续通典》200卷。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王钦若等纂成《册府元龟》1000卷。仁宗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王尧臣等纂成《崇文总目》66卷。在这之后，才有《新唐书》的纂修，不能不注意它们之间的某些渊源关系。
    先说《唐会要》被采录的情况。仁宗庆历六年，即诏修《新唐书》后二年，文彦博在《五代会要》刻本题跋中称：“本朝故相王溥，撰唐及五代会要，凡当时制度沿革，粲然条陈无遗。《唐会要》已镂版于吴，而《五代会要》未甚传。”在修《新唐书》之初，《唐会要》已经在苏州地区刻印成书，无可置疑会作为必备的重要史料书的。新书诸帝公主传“赞曰”云：“妇人内夫家，虽天姬之贵，史官犹外而不详。又僖、昭之乱，典策埃灭，故诸帝公主降日、薨年，粗得其概，亡者阙而不书。”原本记载不详，加之唐末祸乱，更难求之典策，故《旧唐书》无所依据而未传。《唐会要》卷六《公主》虽然极为简略，却是最早系统而完整载录唐代诸帝公主的篇章。以《新唐书·诸帝公主传》与之对照，除少数在旧书中已单独立传者如平阳公主、太平公主等记事较详之外，其余记述公主情况几乎完全相同，只不过多了驸马们的内容。就公主而言，新传与《唐会要》的明显差别仅有玄宗、宪宗之女的人数略异。新传宪宗18女，少《唐会要》寿安公主。但《唐会要》交待得很清楚：“寿安，降王元逵，本琛王女。”寿安非宪宗亲生，故新传未计。至于新传标目为“玄宗二十九女”，实际载录仍是“三十女”，与《唐会要》全同。钱大昕、岑仲勉都曾注意到这一点，却又疑其各存是非，或谓版本有别。其实，问题出在“普康公主”身上。玄宗“普康公主”下，载其“k1i306.jpg薨，咸通九年追封”。8世纪初夭折的小公主， 怎么可能在一个多世纪后想起要追封呢，显然说不通。原来，宪宗、懿宗各有一名“普康公主”，而且宪宗名下“普康公主k1i306.jpg薨”。故所谓“k1i306.jpg薨，咸通九年追封”者，似当指宪宗或懿宗之女。所以，玄宗实有“二十九女”，但新传载录具体人名时，又照抄《唐会要》的“三十女”。这一小小的差异，恰恰证明新书诸帝公主传“粗得其概”者正是《唐会要》卷六《公主》一目的内容。玄宗临晋公主下嫁“郭潜曜”，据《册府元龟·外戚部·选尚》及《新唐书·孝友传》，当为郑潜曜，但因《唐会要》所载为“郭潜曜”，故新传亦误作“郭潜曜”，这也成为新书采录过《唐会要》的一则铁证。此外，太宗襄城公主、长乐公主、城阳公主，代宗长林公主，宣宗万寿公主，懿宗卫国文懿公主诸传，与《唐会要》卷六《（公主）杂录》；肃宗萧国（宁国）公主，宪宗定安（太和）公主，与《唐会要》卷六《和蕃公主》及《杂录》记事的渊源承袭关系，都是显而易见的。
    再来说一下《册府元龟》。《玉海》卷五四《景德册府元龟》条载，“祥符八年十二月乙丑，钦若等上版本”，“天禧四年闰十二月癸丑，赐辅臣各一部。景祐四年二月甲子，赐御史台一部”。又载真宗“御制序”称：“粤自正统，至于闰位，君臣善迹，邦家美政，礼乐沿革，法令宽猛，官师论议，多士名行，靡不具载，用存典型。”所以，当诏修唐史以后，书局必定要将《册府元龟》列为更重要的史料书。而且，在最初编纂时真宗亲临崇文院要求：“此书本欲存君臣鉴戒，所以经史之外异端小说咸所不取。”〔31〕据近代学者陈垣、岑仲勉、唐长孺等多人考察，一致认为：《册府元龟》所载唐五代史事，采自唐五代各帝实录及《唐年补遗录》。在这些原始素材已经亡佚的今天，我们对读两部《唐书》，无论纪、志、传，发现新书增旧书者，只要见于《册府元龟》的，均可视其曾为《新唐书》编修官采录过。
    下面着重说一说《新唐书》采录《太平广记》的问题。太平兴国三年，500卷《太平广记》纂成。六年，诏令镂版。镂版本颁行天下后，言者以为“非学者所急”，遂“收墨板藏太清楼”〔32〕。这说明，其书在诏修《新唐书》之前已有刻本，只不过未得广泛流传。但编纂《新唐书》用作参考书，是不会成问题的。前文已叙，新书增旧书331传。经对照，可以认为采录《太平广记》者不少于30传。新书列女传增旧书22传，有9传采自《太平广记》。一种情况如房玄龄妻卢、 符凤妻玉英、高愍女、殷保晦妻封绚、周迪妻等传，分别迻录《太平广记》卷二七○《妇人一》卢夫人、符凤妻、高彦昭女、封景文、周迪妻等条原文，几乎只字不差。另一种情况如李畲母、贤贞节妇李、高叡妻秦、段居贞妻谢等传，分别据《太平广记》卷二七一《贤妇》李畲母、邓廉妻、高叡妻，卷四九一谢小娥传等条缩写而成。其它所增20余传，采录《太平广记》的情况，一是节录原文缩写而成，如新书卷一○六石仲览、卷一二○崔碣、卷一九一吴保安、卷一九五章全益、卷二○二郑相如，卷二○四袁客师、杜生、浮屠泓、罗思远，卷二○七严遵美等传，分别节录《太平广记》卷一四七高智周、卷一七二崔碣、卷一六六吴保安、卷一六八章孝子、卷八二郑相如（卷一四八郑虔略同）、卷二二一袁天纲，卷七七杜生、泓师、罗思远，卷一四五严遵美诸条；二是兼采《太平广记》所记，充实到传中，如新书卷一一二石抱忠、卷一八六杨晟、卷二○○郑钦说、卷二○六武攸宁等传，分别采摘《太平广记》卷二五五石抱忠、卷一六八杨晟、卷三九一郑钦悦、卷一二六武攸宁诸条部分记事或主要记事。
    在列举了以上例证之后，需要说明两点。其一，中华书局点校本《太平广记》以明朝谈恺刻本为底本，卷二七○为谈恺所补。其中，周迪妻、封景文两条引自《新唐书》；卢夫人、符凤妻两条据明朝许自昌刻本，出《朝野佥载》；高彦昭女条出《广德神异录》。整部书除另有几卷为明人所补外，其余基本不失宋本大概，引书470余种〔33〕， 事涉唐代者约占1／3。宋祁一直在外修传，并几度转迁，不可能携带数百种这类杂史、小说，而参照《太平广记》所引记事最为简便。所以，应当认定《新唐书》直接采录过《太平广记》。其二，清代学者李慈铭在《新唐书札记》中几次提到读《新唐书·隐逸传》，认为宋祁“文好为古涩，昔贤病之，然以传高隐诸公，则笔墨简洁，肖为其人，殊可尚也。”特别指出：旧书不载朱桃椎等人，宋祁“补之，觉山水清灵，拂拂纸上”。其实，《新唐书·隐逸·朱桃椎传》沿自《太平广记》卷二○二，最早见于《大唐新语》卷一○，三者文字几乎无差。李慈铭自谓“辛酉岁（公元1861年），又以《唐大诏令集》、《太平广记》考核一过”，似应注意到朱桃椎传的史源。其眼光锐利地指出该传“上云被裘曳索，下云夏则祼，冬缉木皮叶自蔽，未免矛盾。此传仅八行寥寥百七十二字，尚不能无误，是其疏处”〔34〕。这正是《新唐书》杂采野史、小说而失察的一个弊端。
    新传比原有旧传事迹增多，采录《太平广记》的情况也为数不少。如旧书周兴传虽为正传，仅百余字。新传虽为附传，字数却增多为旧传2倍，所谓“请君入瓮”的典故， 即沿自《太平广记》卷一二一周兴条，最早见于《朝野佥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