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通过上述考察，应当得出的基本结论是：
    1.“事则增于前，文则省于旧”固然是《新唐书》比较《旧唐书》的显著特征，但“事增于前”原本就应该，这是在正式编纂之前即已经明确了的基本要求，没有什么可以特别值得渲染之处。
    2.一般来讲，两部《唐书》记事相同，引用旧书较比引用新书更接近历史实际一些。这是因为，新书有过“文省于旧”的文字加工，不是原始记录的原貌。
    3.在众多原始文献尚存的情况下，对于新书的“事增于前”需作认真、具体的考察。①如果所增记事在《唐会要》、《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寰宇记》等书以及《资治通鉴》、《唐大诏令集》中有相同的记载，则可以作为信史引用。②新增于旧者，如果仅见于杂史或小说家言，则需要费一番考证不可。如前所举新书隐逸增朱桃椎事，是一种“疏误”。再如《通鉴考异》对诸多杂史、小说的取舍，也有助于认识新书是如何增于旧书的。司马光纂修《资治通鉴》较少引用《新唐书》“事增于前”者，正是他在大量考异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取舍态度。今天，我们同样应取审慎态度，辨明新增记事的史源，再确定其可信程度。
    清代沈德潜等两《唐书》考证跋语，很有助于我们认识两部唐史的价值取向：“旧书以完善胜，故司马氏作《通鉴》往往取之。”“新书以识见胜，故朱子作《纲目》往往取之。”
    注释：
    〔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仁宗天圣七年三月壬午。
    〔2〕《乐全集》附录《行状》，《四库全书》本。
    〔3〕《河南先生文集》卷一三《王先生述》，《四部丛刊》本。
    〔4〕《徂徕集》卷一八，《四库全书》本。
    〔5〕《欧阳文忠公居士集》卷三三《梅圣俞墓志铭》。
    〔6〕上引俱见《唐史论断序》，《四库全书》本。 以此序内容而论，实即《唐史记》75卷的序文，作于皇祐四年草成该书之际。
    〔7〕《欧阳文忠公集》卷九一。 中华书局点校本《新唐书》书后所附作《进唐书表》。
    〔8〕〔12〕宋敏求所言，俱见《春明退朝录》下， 中华书局点校本。
    〔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六仁宗庆历五月闰五月庚子。
    〔10〕《宋景文集》卷二九，《四库全书》本。
    〔11〕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三仁宗皇祐四年十一月甲辰所记，刘羲叟已为“编修《唐书》官”，故宋祁此疏所说4 人应包括刘羲叟，而无吕夏卿。
    〔1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六仁宗至和元年七月甲子。
    〔14〕《欧阳文忠公集》卷九一《辞转礼部侍郎札子》。
    〔15〕《宋史》卷三三一《吕夏卿传》。
    〔1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一仁宗至和二年十月庚戌。
    〔17〕《宋景文集》卷二八《让转左丞札子》。
    〔18〕《欧阳文忠公集》附录五《先公事迹》。
    〔19〕《欧阳文忠公集》卷一四九《与梅圣俞》。
    〔20〕《十七史商榷》卷六九《新旧唐书一》。
    〔21〕《〈旧唐书〉与〈新唐书〉》，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2〕《陔余丛考》卷一二。
    〔23〕刊《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4期。
    〔24〕《廿二史札记》卷一七。
    〔25〕《唐会要》卷三七《服纪下》。
    〔26〕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除文集收录，又收入《文苑英华》。宋祁长期在外修史，携带各家文集多所不便，而采《文苑英华》所收最为简便。这与后文所叙《新唐书》采录《太平广记》的情况相似。
    〔27〕详见唐长孺《唐修宪穆敬文四朝实录与牛李党争》，《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版。
    〔28〕《资治通鉴》卷二五七唐僖宗光启三年十一月顾彦朗以其弟为汉州刺史发兵急攻成都条《考异》。
    〔29〕《资治通鉴》卷二五二唐僖宗乾符三年末《考异》。
    〔30〕《资治通鉴》卷二五六唐僖宗中和四年六月《考异》。
    〔31〕曹彦约：《经幄管见》卷二引《三朝宝训》，《四库全书》本。
    〔32〕《玉海》卷五四《太平兴国太平广记》。
    〔33〕《太平广记》点校说明，中华书局1961年版。
    〔34〕上引李慈铭《新唐书札记》，收入《二十五史三编》第七分册，岳麓书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