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史学家班固（32-92）撰的《汉书》，在我国古代史学史上有突出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自其问世以来，很多学者悉心研究，论著颇多，可以说是文史方面的显学。近几十年，一些专家学者对班固和《汉书》的"正统思想"、"折中主义"、"宣扬汉德"等史学思想作了深入探讨，取得了很大成绩。本文仅就班固与《汉书》史学思想中为皇世一统、究政治得失、评为人为政等三方面的问题，略作探讨，欢迎方家和读者指正。
    一、为皇世一统
    两汉时代，继秦朝之后，巩固和发展了统一，正在健全着封建制度，恢复和发展了社会经济，振兴了学术文化，人心向上，社会向荣；同时，统一付出了一定的代价，经济出现波折，学术文化宗旨不一，社会时安时乱。西汉初年，陆贾、贾谊、晁错等人，曾总结秦亡汉兴的历史经验教训，为时政画谋献策，有效地促使西汉社会的发展。汉武帝时，司马迁纵横古今，评论百代，重点撰述秦亡汉兴的历史，迄于太初、天汉。自武帝以后，虽有昭宣中兴，然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致使西汉皇朝衰亡，社会动乱不已，王莽新朝匆匆过场，刘秀趁机打出刘汉旗帜，收拾局面，振作"纲纪"。东汉的兴起，恢复了统一，社会重新安定，经济逐渐复苏，但依然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西汉早就出现了的一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气等问题，而且数十年后，显然有了发展的趋势。这时的哲人智士，如班彪、王充、班固之辈，面对现实，反省历史，主要不是去走汉初学者的老路，总结秦亡汉兴，而是着重探讨西汉衰败的历史教训，为皇世一统贡献通识和思路。
    班彪（3-54），自幼经历大动乱，身寄江湖。当群雄割据的两汉之际， 他曾投奔拥众割据于天水的隗嚣。两人讨论世务，隗嚣问他当今是不是群雄逐鹿的形势。班彪对答：周秦以来，统一代替分裂，势之必然。刘汉政权，深入人心，它的衰败，"危自上起，伤不及下"，所以王莽篡位"不根于民"，自大乱以来，"假号云合，咸称刘氏"，"今民皆讴吟思汉，乡（向）仰刘氏，已可知矣。"①隗嚣不信其论，顽持其拥众割据的立场。班彪面对群雄角逐的现实，乃著《王命论》，表达己见，"以救时难"。他论说刘汉之兴，涂上了浓重的天命论色彩，说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深入民心，不可动摇，"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从哲学的观点去看，是毫不足取的。但其论落脚点是："历古今之得失，验行事之成败，稽帝王之世运，考五者之所谓，取舍不厌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于权利，越次妄据，外不量力，内不知命，则必丧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寿，遇折足之凶，伏斧钺之诛。"②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强调统一，反对分裂，意义是重大的。同时，他离开隗嚣，投奔河西窦融，为其画策，归顺刘秀政权，总西河以拒隗嚣；继又受刘秀征用，时有奏言，对时政多所建议。
    班彪这种思想和行为，对其子班固有深刻的影响。班固于永平十七年所作《典引》就是"述叙汉德"的。他说："天乃归功元首，将授汉刘。……是高（高祖）、光（光武）二圣，辰居其域。……胡（胡亥）缢、莽（王莽）分，……盖以膺当天之正统，受克让之归运，蓄炎上之烈精，蕴孔佐之弘陈云尔。……唐哉皇哉，皇哉唐哉！"③李贤对最后二句作注："'唐哉'，谓尧也；'皇哉'，谓汉也。言唯唐与汉，唯汉与唐。"④足见班固是"宣汉"的，并有"大一统"之意。
    班氏父子的"大一统"思想，不止于此，在史学上有更突出的表现。班彪所撰《后传》，班固所作《汉书》，都是专写西汉历史，而着意肯定统一皇朝的。汉武帝时，司马迁撰写史书（后世称为《史记》），从传说中的黄帝写到当代武帝，后事缺而不录。后来褚少孙、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位学者都曾缀集史事，或补或续之。班彪专心于史学，尤好汉代史，认为补续迁书之作"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司马迁之书，于是采集西汉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⑤。此书是续《史记》之作，"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⑥。《后传》原书已佚，难以探知其原貌。但从它有几十篇纪、传，其中已写了元帝、成帝两纪及韦贤、翟方进、元后三传的《赞》⑦这个情况来看，它可能已基本上写了西汉后期的帝王纪及公卿大臣后妃的传记。
    建武三十年（54），班彪病死，留下了遗作《后传》。班固时年二十三岁，在乡为父守丧，检阅其父著作。他感到其父"所续前史未详"，于是反复思考，欲继承和发展前人的史学事业，自永平（58-75）初年起，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编撰《汉书》，专写西汉一代230年的历史。给统一的西汉皇朝以突出的历史地位， 总结其兴亡盛衰及成败得失，完全适应了统一的东汉皇朝欲参考历史经验教训和借助思想文化进行统治的需要。
    为了"大一统"，如何写汉史，班氏父子都从反思史学史的得失入手，而明确自己著述的旨趣。班彪的著述义旨，范晔在《后汉书·班彪传》中有这样的论述："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并引载班彪的《〈史学〉略论》。《略论》主要通过反省史学史及迁书思想，而表达自著的义旨。其中写道："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作史）……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今此后篇，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传曰：'杀史见极，平易正直，《春秋》之义也。'"班彪对司马迁著作，肯定记事有"良史之才"，但认为"议论浅而不笃"，其症结就在于没有做到"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而表示自己当信奉"平易正直，《春秋》之义"。可惜班彪的《后传》早佚，已无法检讨其书与迁作思想上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