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评为人为政
    如何为人为政，是中国传统史学中重要的思想内容。自古以来，人们常议善恶贤奸，常谈如何为人处世。史学家对此最能理解，所写历史很注意述评人物，通过写人物言行以反映历史，使善者、恶者、贤者、奸者都载入史册，以供后人审判及引为鉴戒。《汉书》在这方面表现得较为突出。
    《汉书》一百卷，其中列传七十卷，记载了西汉王朝众多的历史人物。本文仅就儒生、儒相如何为人为政，略抒已见。
    自汉武帝起，尊崇儒学，设立学校，培养儒生，任用儒者为官吏，故产生了一大批儒生，不少儒者进入了仕途。《汉书》的《儒林传》，叙述儒学发展的历史及《五经》传授的儒林人物。所写儒学史，大致本于《史记·儒林列传》，而述汉代儒学及《五经》授受次第，较《史记》详密而有条理，除了本书已有专传者如董仲舒、公孙弘、萧望之等人外，重点介绍了27位经师。细读本传，可以了解到汉代经师如何穷经立说，博士弟子如何埋首诵经读注，还可了解到他们如何学而优则仕。《书》学大家夏侯胜就曾坦然地教导弟子："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32）
    夏侯胜的话并非吹嘘。以汉相为例，自武帝兴学，以公孙弘为相至于汉末（元朔五年--元始五年，即公元前124-5）129年间，共有丞相（哀帝时改丞相为大司徒）29人，其中儒者为相占了大多数，"儒宗"（大儒）为相者就有11人，占丞相数的五分之二多（33）。
    班氏父子曾论及儒相的特点和作用。班彪说：元帝"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34）颜师古于"贡、薛、韦、匡迭为宰相"作注："贡禹、薛广德、韦贤、匡衡迭互而为宰相也。"（35）这里有点小误，班彪所谓"韦"，不是指"韦贤"， 贤为相于本始三年六月至地节三年正月间，是在宣帝之时；当是指韦玄成，玄成为相于永光二年二月至建昭三年六月，正是元帝之时（36）。还要说明的是，贡禹、薛广德两人在元帝时只做过御史大夫，即所谓"副丞相"；为相的11位"儒宗"，并未将这两人计算在内。
    班固说："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酝藉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彼以古人之迹见绳，乌能胜其任乎！ "（37）这里指出，公孙弘等"以儒宗居宰相位"者11人，特点是衣冠整齐，言谈正经，举止文雅；但都持禄保位，有阿谀之嫌。若以古人直道而行的标准衡量，差距甚大。他们为人为政的特点，主要是：（一）好学，"明经"，享有声誉。故君主擢其为相，以为辅佐或摆设。（二）从政多无建树，而有阿顺君主、畏惧权贵之嫌。故大多尸位素餐。（三）贪图利禄有术，而兴国安民少方。班固所论并不失实，也不偏激。
    班固如此述评儒生和儒相，是否存在偏见？汉代独尊儒术，任用儒相乃时代特点。史学家写历史，抓住时代特点，说明其史识卓越。而且，班固出身于儒学世家，本身又是大儒，不可能有意讥贬儒生和儒相。如此述评，确为实录精神的体现。同时，他还有意于使后世儒者引为鉴戒。
    班固决非一概贬斥汉儒。汉儒中不乏深学有道之士。在他笔下，董仲舒是"潜心大业"，颇有识见的大儒，实为群儒之"首"（38）；魏相"少学《易》"，丙吉"本起狱法小吏，后学《诗》、《礼》，皆通大义"，两人为人为政都值得称道，誉为"丙、魏有声"（39）；盖宽饶、诸葛丰、孙宝皆为官"刚直"，敢于谏诤、举劾权贵豪强，允为"邦之司直"（40）；王吉"少好学明经"，贡禹"以明经絜（洁）行著闻"，龚胜、龚舍"少皆好学明经"，鲍宣"好学明经"，五人皆为人质直，敢于谏诤，揭露世弊，宁可被贬退或致死，不怀禄耽宠，称为"清节之士"（41）；文翁"少好学，通于《春秋》"，龚遂"以明经为官"，召信臣"以明经甲科为郎"，三人都曾为地方长官，治民有方，重视农桑，兴办学校，做到"所居民富，所去民思"（42）；名儒萧望之反对中书宦者弘恭、石显等弄权为奸，以致被害（43）；刘向"忠直，明经有行"，拳拳于国家，敢言时政得失，反对宦者和外戚弄权为恶，屡遭排挤和挫折，"其言有补于世"（44）；扬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好辞赋，官职小，"恬于势利"，"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45）。可惜这些儒者在政治上并不得意，而且多遭昏君权贵贬退压抑。故班固写如此人物，多慨乎言之。
    班固推崇儒学，欲以儒学统一思想。上述为皇世一统、究政治得失、评为人为政三个方面，说明他治历史、评人物、为皇世的史学思想深具特点。儒学思想，自汉武帝尊儒伊始，是汉代的统治思想，然并未立即做到以儒学统一思想，也未在政治上普遍实行，一些儒者也未起到骨干作用。这是班固所深思的问题。故他在史学上强调儒家思想，要求在诸方面一以贯之。
    鉴于班固与《汉书》史学思想的时代背景，正当中国统一正在发展，皇权问世不久，儒学方兴未艾之际。不能无视其特定的时代性，也不可否认其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对待班固与《汉书》的史学思想，只能剔其糟粕，取其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