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晏子春秋》一书集中反映了晏子的有关思想。关于《晏子春秋》一书的成书时间、体例、作者、思想属性等问题，争议颇多，我们认为《晏子春秋》虽以晏子命名并反映了晏子的一些思想，但从该书的整体来看，它更多地体现了该书编撰者的思想。《晏子春秋》是成书于西汉初年的一部思想著作，它的思想不属儒家，不属墨家，也并非原本的晏子思想，它兼采儒、墨、名、道、法等家思想而为一体，具有杂家思想的特征，并与汉初黄老思想有相似之处，是西汉初年社会发展的产物，因而带有时代特征。
    一、《晏子春秋》是成书于西汉初年的传记性的思想著作
    关于《晏子春秋》的成书时间和作者问题共有五种说法。一是认为该书由春秋末期齐国大夫晏婴撰写，这是从汉至唐人们的共同认识。第二种是柳宗元的观点，认为《晏子春秋》是齐国地方的墨子门徒所作。第三种意见认为《晏子春秋》成书于战国时期，作者可能就是齐国人或久居齐国的人。这种观点以高亨先生的《〈晏子春秋〉的写作年代》一文为代表。第四种意见认为该书可能写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吴则虞先生在他的《晏子春秋集释》（中华书局1962年第1 版）的序言中说：“《晏子春秋》的成书，极有可能就是淳于越之类的齐人，在秦国编写的。”第五种观点认为《晏子春秋》是六朝人的伪作，这种看法以吴德旋的《初月楼文钞》为代表（见李万寿译注《晏子春秋全译》前言，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 笔者认为《晏子春秋》的成书应该是在西汉初年。
    据吴则虞先生的考证，西汉贾谊《新书》，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和《淮南要略》等书里已征引过《晏子春秋》一书，另外，《别录》和《汉书·艺文志》里也有著录。据此可知，《晏子春秋》的成书当在这些书形成之前，具体点说应在贾谊《新书》之前（《史记》、《淮南要略》、《别录》等书的产生都晚于《新书》）。1972年，在山东临沂县银雀山西汉墓中出土了《晏子》一书的竹简，经与今本对照，内容大体一致，证明今《晏子春秋》一书就是西汉时期的《晏子》一书，它的成书时间当在银雀山西汉墓筑成之前。
    王先谦在《三家诗集疏》里把《晏子春秋》的引《诗》说成是《齐诗》学派。吴则虞先生经过研究考证，认为“《晏子春秋》的引《诗》与《齐诗》并不相同，而恰恰和《毛诗》是同一学派”。由此可知，《晏子春秋》的成书当在《毛诗》之后。但吴先生认为毛亨及其《毛诗》稍早于李斯，据此进而认为《晏子春秋》的成书当在秦亡以前。这一结论笔者不敢苟同。
    秦始皇以法家思想治国，实行文化上的专制主义， 曾于公元前213年和212年焚书坑儒，《诗》也在被焚之列。 在焚书坑儒之后直至秦亡前的一段时间，文人们也不敢问津《诗》学，倡导儒家文化。西汉初年，出现了整理文献典籍，复兴文化的运动。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诗》才又被人们所重视和研究。汉初传《诗》者有鲁、韩、齐、毛四家，其中《毛诗》出现较早。《毛诗》的形成是在西汉初期，而不是在秦朝时期。据《辞海》“毛诗”条，“毛诗相传为西汉初毛亨和毛苌所传”，成书于西汉初年。据上分析，《晏子春秋》的成书在《毛诗》和《新书》之间，而《毛诗》和《新书》都是西汉初年的著作，这样，我们就可以说《晏子春秋》也成书于西汉初年。从《晏子春秋》一书的思想内容来看，它也反映了西汉初期的文化特征。
    关于《晏子春秋》的作者问题，我们比较赞成前人的观点。从该书反映的信息观察，作者熟习齐地情况，我们虽然无法确知该书的作者到底是谁，但可推知作者是西汉初期齐地人或久居齐地的人。大概正因如此，《晏子春秋》撰成后在齐鲁地方传播广泛，山东银雀山西汉墓中《晏子》的出土可以为证。
    从形式上看，《晏子春秋》是一部传记性的文学作品。该书绝大部分内容是讲晏子与齐景公的故事，故事中齐景公的言行无一例外地全为晏子发表议论而设。晏子对齐景公的一言一行都要评论，齐景公完全是一个无知、无能、昏愦不堪的形象，而对晏子的建议却能立即领会，从谏如流。如将这些故事作为史实看诗是无法理解的，显然，不是历史实录，而是文学创作。但若从该书的思想内容来看，在一定程度上，《晏子春秋》又是一部子书，有极强的思想性。虽已不是晏子的原本思想，但反映了西汉初年该书编者的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文化特征，是一部自成体系的思想著作。至此，我们可以说：《晏子春秋》是一部成书于西汉初年的传记性的思想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