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思想界，一股波澜壮阔的"经世实学"思潮喷涌而出，它以反省既往，面向现实为基本精神，以"崇实黜虚"为思想特征，而在这绵延数百年的思想长链中，《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的经世论是颇为重要的一环。
    《总目》经世论的价值不在于它提出了什么切实解决国计民生的经世方案，这不是它所承担的历史任务。它的贡献在于，以明晰的多元一体的"崇实黜虚"的价值取向，鼓励和引导学人将切实的"周济世用"--为社会的发展创造精神的、物质的或综合性的价值--作为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所在，达到这一境界的便为"善"，便为"不朽"。
    一、"道德事业，本无二源"
    中国传统经世路线是一种道学、学、治贯通一气、"内圣"（德性心灵的修养）、"外王"（外在事功）系于一线的路线，"未有剖事与心为二，剖学与行为二也"。《总目·〈日讲四书解义〉提要》称："内圣外王之道，备于孔子"，正指明在孔子学说中，内在的心理性的"仁"的自觉与着意于外在事功、追求客观功业是交溶合一。
    然而，孔子以后，"内圣"、"外王"之学发生离异，由孟氏之儒一脉递传下来的儒学学派"内省"意向日益突出，至宋明理学崛起，"内圣"派儒学发展到巅峰。在着意于"正心诚意"的"经世"路线的引导下，士人以体认和悟证先贤道德教训为至关紧要的大学问，"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于是，"谈心性者谓之真儒，讲事功者谓之杂霸"。
    "错误的思维一旦贯彻到底，就必然要走到和它的出发点恰恰相反的地方去"①。当明末社会危机总爆发，明王朝随之轰然崩溃，一股抨击理学末流空疏之弊的批判思潮蔚然兴起。从晚明徐光启到清初顾炎武，"崇实黜虚"的犀利批判将宋明理学的心性清淡戳得七零八落，而十八世纪的《总目》则承继他们的思想路线，对理学心性空谈展开了一次大规模扫荡。
    《总目》首先立足于儒学务实传统来抨击理学心性空谈。
    理学"内圣"经世路线的要害在于以泛道德化主义包笼一切，将道德、事业相割裂，《总目》针锋相对，以儒学传统相对抗："夫儒者之学，明体达用，道德事业，本无二源，岐而两之，殊为偏见"②。为了论证儒学传统的务实性，《总目》在经部提要中对"六经"的经世性加以反复强调：《春秋》乃"经世之枢要"，"国之鉴"；《尚书》、《周礼》"实则当日之政典"；《诗经》、《乐经》意在施行"诗教"、"乐教"、"厥用至大"；即使玄深奥妙的《易》也同样是"推天道以明人事"；深蕴"经世之道"。总之，"六经所论皆人事"；乃切实实在的经世致用的典籍，而非"一二人密传玄妙之书"。
    《总目》"六经"经世价值论是对中国文化入世--经世特质的真切说明。作为文明初期启蒙意识的筛选、裁汰、升华以及最后凝聚，儒家奉为经典的"六经"实质上是中华文化的"原典"。然而，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原典，如希伯莱文化的《旧约》，印度文化的四部《吠陀》、《奥义书》以及《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两大史诗，埃及文化的《亡灵书》，都无不注重与神有关的"来世生活"，或描述的重心在于神界。正如文化史学家克洛特在《人类幼稚时代》中谈到古代各民族"圣殿里"和"心灵中"的经典著作时所言："一切圣书含有许多寓言、神话、故事，以及关于上帝的各种浅陋的观念。耶稣教的《圣经》和其他古代的书籍没有一种离得开这种东西。"而古中国的"圣书"或"原典"却殊少宗教意味和神话色彩，其支配精神是人文的、伦理的、现世的，其本质是社会政治性的世俗经验结晶。
    《总目》的"六经"经世价值论不仅道出了中国古文化的底蕴，而且映现出乾隆时期学者群对"六经"的共趋性认识。章学诚言："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易》以天道而切人事，《春秋》以人事而协天道"。"其所以原民生与利民用者"，"而非圣人一己之心思，离事物而特著一书而谓以明道也"③。钱大昕提出"经史非二学"的命题④，又申明道："夫儒者之学，在乎明体以致用，诗书执礼皆经世之言也。论语二十篇、孟子七篇，论政者居其半……而性与天道，虽大贤犹不得而闻，儒者之务实用而不尚空谈如此"⑤。纪昀亦声言："'六经'所论皆人事，即《易》阐阴阳，亦以天道明人事也"⑥。凡此种种，无一不是为"切于人事"的"经世致用"观念提出历史学的或"经典"意义上的论证，正因为如此，当清人张时为承理学余绪曰"'六经'载道之书，非止为治天下之书"，《总目》指斥他是"徒知尊崇性命，菲薄事功"⑦。
    以儒学"切于人事"传统为依据，《总目》着意将热衷心性空谈的理学与"孔孟之正传"划分开来。"三代以上，无鄙弃一切、空谈理气之学问"⑧。"濂洛未出以前，其学在于修己治人，无所谓理气心性之微妙也"⑨。"盖自宋以来，儒者例以性命为精言，以事功为霸术，……然古之圣贤，学期实用，未尝日日画太极图也"⑩。纪昀说得则要更为明白："圣贤依乎中庸，以实心励实行，以实学求实用，道学则务精微；先理气，后彝论；尊性命，薄事功"（11）。在"务切于人事"的经世实学的尺度下，宋明理学被剥下眩目的"道统"光圈，理学"尊性命"的学术路线自然而然被置于"非正宗"的审判席上。
    《总目》不仅用相当气力去揭示理学心性空谈对儒学传统的悖背，而且犀利地指出，宋明理学"崇王道、贱霸道"、"一切国计民生皆视为末务"的经世路线"空谈而鲜用"、"迂而寡当"。实践这条路线的宋（南宋）、明两朝皆"务彼虚名，受其实祸"（12）。"南宋积削之后，士大夫猶依经托传，务持浮议以自文"，"议论多而事功少"，于是，"国势日颓"；"明人之弊，直以议论亡国"（13）。为了突出"空谈误国"这一主题，四库馆臣在编录南宋文集时，将宗泽与杨时的文集排于首次，并在《宗忠简集》提要中申明其意图："冠以宗泽，著其总不用而偏安之局遂成。次之以时，著其说一行而讲学之风遂炽。观于二集以考验当年之时势，可以见世变之大凡矣"。重申儒学道德--事业合一、内圣--外王合一传统，抨击理学末流性理空谈流弊，既鲜明映现出《总目》旨趣所在，又构成《总目》"崇实黜虚"价值评判的理论根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