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有裨世务，足垂不朽
    人们无疑十分熟悉《大学》中"修齐治平"的著名公式。依据这一公式，治国平天下这么复杂的事情居然可以最后归结为"格物"二字，这当然是莫大的历史误解。故费正清有言，《大学》中"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连锁推理法"，"在希腊学者的眼里，不过是一连串的如意算盘而已"（18）。
    对于程朱理学"修齐治平"治国公式的要害，《总目》也有敏锐洞察："治平之道，其理虽具于修齐，其事则各有制宜。此犹土可生禾，禾可生谷，谷可为米，米可为饭，本属相因。然土不耕则禾不长，禾不获则谷不登，谷不春则米不成，米不炊则饭不熟，不能递溯其本，谓土可为饭也"（19）。
    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故妄听之三》中对《总目》的这一议论加以补充与发挥，其批判性更为强烈：
    西铭讲万物一体，理原如是。然岂徒心知此理，即道济天下乎？父母之于子，可云爱之深矣，子有疾病，何以不能疗？子有患难，何以不能救？无术焉而已。……今不讲体国经野之政，捍灾御变之方，而曰吾仁爱之心，同于天地之生物。果此心一举，万物即可生乎？吾不知之矣。……西山作《大学衍义》列目至齐家而止，谓治国平天下可举而措之。不知虞舜之时，果瞽瞍允若而洪水即平，三苗即格乎？抑犹有治法在乎？又不知周文之世，果太姒徽音而江汉即化，崇侯即服乎？抑别有政典存乎？今一切弃置，而归本于齐家，毋亦如土可生苗，即炊土为饭乎？
    《总目》与纪昀的逻辑推理虽然尚粗疏简陋，但已经十分清晰地指出，修身正心决不能解决治国平天下这一极为庞大复杂的事务，其间必须讲求"体国经野之政，捍灾御变之方"，亦即所谓"治术"或"治法"。
    于是，探讨国计民生诸般实际问题的经世之论在《总目》的价值体系中占据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总目·〈周忠愍奏疏〉提要》将这一意向明确阐述："明末积习，好以譁讦取名，其奏议大抵客气浮词，无裨实用。（周）起元诸疏，尚多有关国计民生，非虚矜气节者比。其人其言，足垂不朽。"这是何等热烈的评价，有裨于世务的学术研究以及从这些研究中产生出来的有关国计民生的"实物"著作自然无不获得推扬。
    农学研究。农业生产是社会生产领域中与人民物质生活休戚相关的大关目，农学研究因而具有"治本悬方救病"的实际应用价值。晚明杰出科学家徐光启之所以以毕生精力从事农业科学研究，在于他敏锐地注意到农业的兴盛直接关系"富国"、"强国"的宏大目标。
    《总目》十分关注农学著作的经世价值。在《济众新编序》中，纪昀阐述了他编次子部诸家的指导思想："余校录《四库全书》，子部凡分十四家，儒家第一、兵家第二，法家第三，所谓礼乐兵刑，国之大柄也。农家、医家、旧史多退之于末，余独以农家居四，农者、民命之所关。"对于纪昀升农家"居四"的举措，我们切不可简单地目之为传统重农主义。因为，在同一传统文化背景下，农家曾经长期居于诸子之末，从这一意义上言，《四库全书》中农家地位的上升，与其说是重农，毋宁说是经世实学的宗旨在发挥主导性作用，而《总目》对《农桑辑要》、《农书》、《农政全书》、《捕蝗考》一类农学著作的评价与激赏亦无不是从"有裨于实用"立论。在《刻本农政全书》提要中，《总目》更径直宣称："农圃之事，本为琐屑，不必遽厌其详，而所资在于实用，亦不必以考核典故为优劣。"语虽寥寥，"务切实用"的价值观念却溢于言表。
    水利研究。河务水利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又一重要方面，正如《总目》所指出的，"水为民之害，亦为民之利"，一系列有关黄河治理的著作如潘季驯的《河防一览》与《两河经略》，靳辅的《治河奏绩书》，薛凤祚的《两河清汇》以及各地水利专书如《浙西水利书》、《三吴水利录》、《吴中水利书》、《直隶河渠志》等等无不在《总目》中获得"有裨于民事"、"有裨实用"的积极评价以及"足以备参核"的热情推荐。一如《总目》在评说农书价值时所论--"所资在于实用，亦不必以考核典故为优劣"。如上河务水利著作也以"务切实用"为最主要价值尺度，如明人张内蕴、周大韶合撰的《三吴水考》，"体例稍冗，标目亦多杜撰"，但却于"诸水之源流，诸法之利弊，一一详赅"。于是有裨实用的价值取向再次压倒了《总目》向来坚持的"史学要领，体例为先"的原则："盖务切实用，不主著书，固不必以文章体例绳之"（20）。
    医学研究。"医虽一技，亦民命之所关"，纪昀于《纪文达公遗集·济众新编序》中作如是说，当他在四库馆中编次子部诸家时，遂特意将"旧史多退之于末"的农家、医家紧列于儒家、兵家、法家之后，"升诸他艺术上"（21）。
    《总目》对医学著作的评价也一从"利民生"，"切实用"出发，如《银海精微》一书，"旧本题唐孙思邈撰"，但据四库馆臣考证，此书为宋以后所出。然而，《总目》并未因《银海精微》是伪书而断然摒弃："其辨析诸证，颇为明晰。其法补泻兼施，寒温互用，亦无偏主一格之弊。方技之家，率多依托。但求其术之可用，无庸核其书之必真"。一种着意于世务的务实精神溢然于这番评说中。宋人李迅所作《集验背疽方》不仅"凡诊候之虚实，治疗之节度，无不斟酌轻重，辨析毫芒，使读者瞭如指掌"，而且用药极为简易："忍冬丸与治乳痈发背神方，皆只金银花一味"。《总目》对此兴趣盎然，以为"于穷乡僻壤难以觅医或贫家无力服药者，尤为有益"。由于《集验背疽方》一书早已散失，四库馆臣特从《永乐大典》中将它采掇裒订，为今人所注目的麦饭石便是《集验背疽方》中"最神妙者"。
    关注并高扬学术研究对国计民生的直接效用，这是《总目》经世实学的真精神。这一面向社会、面向民生的价值观念，与理学末流"一切国计民生，皆视为末务"（22）的致思趋向形成鲜明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