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西洋之学，具有实征
    十六世纪八十年代，正当经世实学在中国大地卓然崛兴，一股来自大洋彼岸的新鲜学术切入古老的中国文化，令人眼花缭乱。西学传入中国之际，徐光启、李之藻等晚明实学派正力反徒尚空谈的心性之学，致力于经世致用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以图挽救时艰，富国强兵。耶稣会士带来的西洋学术顿时成为他们可资援用的学术生力军，在徐光启等人看来，西方科学是一种实学，"其言道言理，皆返本蹠实"（23），"一一皆精实典要，洞无可疑"（24）。而这样一种学术，"实有益于民生日用"，"国家兴作甚急也"（25）。将西方科技引为挽救危亡、富国强兵的重要手段，使徐光启、李之藻的实学活动突破传统经世实学的发展路径，显示出一种新的时代精神的萌动。
    《总目》继承了晚明"实学派"受容西洋科技的传统，积极肯定西方科技的高明之处以及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实学"价值。《总目》指出：西洋科技是一种高于中国传统科技的"精密有据之术"（26），"其考验天象，则较古法为善"（27），"其制器之巧，实为甲于古今"（28）。耶稣会士熊三拔所著的《简平仪说》："今复推于测量，法简而用捷，亦可云数学之利器"。利玛窦、徐光启合译的"弁冕西术"的《几何原本》，"于三角、方、园、边线、面积、体积、比例变化相生之义，无不曲折尽显，纤微毕露"。
    对于西洋科技长于中国传统科技的原因，《总目》作了某些富于理性的解说。
    首先，《总目》认为，西洋具有一种讲求科学的传统："其国俗好语精微，凡事皆刻意研究"（29）。尽管，这一断论不无猜测、推断的成分，但在十八世纪中国人的知识范围内，已是对西方科学传统的逼真认知。
    其次，《总目》指出，西洋科技皆以"实证"为依据，"测验增修，愈推愈密"（30），故"历历不诬"。如传教士引入的历法"分曹测验，具有实证。……故攻新法者，至国初而渐解焉"（31）。利玛窦《乾坤体义》中的天文、数学理论"其言皆验诸实测、其法皆具得变通"（32）。近代科学的一大特征正是实证手段，《总目》关于西方科技"重测验"特质的识见，显然十分有见地。
    在分析西方科技诸长的同时，《总目》着重强调西洋科学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学术："西洋之学，以测量步算为第一，而奇器次之。奇器之中，水法尤切以民用，视他器之徒矜工巧为耳目之玩者又殊，固讲水利者所必资也"（33）。"其制器之巧，实为甲于古今。寸有所长，自宜节取。且书中所载，皆裨益民生之具，其法至便，而其用至溥"（34）。
    《总目》虽然以开放的心胸去受容西洋学术，但绝不妄自菲薄，"中法西法，固各有所长，莫能相掩也"（35），因此，它高度赞扬徐光启、李之藻、梅文鼎等人会通中西的巨大努力，更值得称道的是，《总目》服膺西洋学术，却又以睿智的眼光洞察到传教士播扬西洋学术的隐密心态与"极为诡谲"的用意，这就是"欲借测之有验以证天主堂之不诬"（36），以及"自秘其学，立说复深隐不可解"（37），从而揭示了耶稣会士"利用西方科学的威力"来播扬天主教的真实动机和视学术为可居奇货，蓄意维持西洋科技垄断地位的意图，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经谈到，耶稣会士来华，"科学只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但是，中国人眼光锐利，一开始便把这一切完全看穿了"。《总目》正是眼光锐利的中国人的代表。从"有利民生"的价值观念去认同西洋科技，这样的眼光比起那些泛道德主义鼓吹者不知要高明多少。徐光启等晚明实学派从爱国热忱中生长出来的开放文化精神在《总目》中得到发扬光大。
    五、阅历之言，切实有据
    西洋学术与中国本土经世实学的联盟，构成中国科学史上一个几乎具有转折意义的关节点，表征这一趋向的便是，徐光启、朱载堉等科学巨星已经在思维和研究方法上直扣近代科学的大门。然而，科学是社会中的科学，科学近代化的种子只有在适宜萌发的土地上才会萌发。徐光启等从西学中取得了种子，但他们的脚却踩在种子难以萌发的土地上。科学近代化的转机虽然没有在清代中国出现，但其孕生的科学精神却不可避免地在中国学术界暗滋潜长，并渗透于集十八世纪思想精粹的《总目》之中。
    在科学精神的影响下，《总目》颇为重视天文历算中的测验之术："第测验渐久而渐精，算术亦愈变而愈巧"（38）。"《授时历》密于前代，正以多方实测，立法步算得之"（39）。清人王锡阐苦心孤诣研究天文，"潜心测算，务求精符天象"，《总目》赞誉他为"覃思测验之士"（40）。宋代大科学家沈括以注重实验手段著称，《总目·〈苏沈良方〉提要》肯定他既长于试验，又博通物理，从而将"术家能习其技而不能知其所以然，儒者明其理而又往往未经试验"的各自缺陷弥合，集二者优长于一身。
    对于实地考察和亲身阅历，《总目》更十分注重，将它视为经世实学的坚实依据。明人张国维曾为江南巡抚，任职期间，他兴建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水利工程。以擘画水利的经验为依据，张国维撰成《吴中水利书》。《总目》强调指出："是书所纪，皆阅历之言"，故"指陈详切，颇为有用"，"与儒者纸上空谈，固迴不侔矣"。清人陈仪曾充霸州等处营田观察使，《直隶河渠志》一书便作于他"经理营田时"。《总目》颇为看重此书所具有的实征性："仪本土人，又身预水利诸事，于一切水性地形，知之较悉"。因此，书中"敷陈利病之议……足以资参考"。在评价"可谓有用之书"的《平台纪》时，《总目》也强调书中所发议论，来自作者实践经历，皆有坚实依据，而"非纸上谈兵者"，后来清政府在台湾治理上所采取的某些措施，"竟从其说，至今资控制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