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意切时用，所见者大"
    一定的价值观念势必形成一定的知觉定势。《总目》校阅、审视历史典籍时，对或隐或彰埋藏于这些典籍中的经世旨意有特别敏感的觉察。"意切时用，所见者大"，经世实学价值观念使《总目》在提要评价中对著作家的经世意蕴"特发其凡"，着意加以褒奖。于是，一部部古香古色的典籍在《总目》的笔端下不再是默然无言，徒具驱壳，而是活跃着著作家意切经世的火热灵魂。
    唐代杜佑所撰的《通典》，是一部规模巨大的政书，也是一部"经世致用"的实学著作。杜佑在《通典》的自序中宣称：《通典》的修撰是"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因此，此书"不录空言"，专事"探讨礼法刑政"；"事非经国礼法程制，亦所不录"（14）。对这部意切时用、将施有政的大书，《总目》予以高度评价："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
    宋人赵汝愚采摭建康至靖康年间诸臣奏折中"尤切于治道者"编成《诸臣奏议》一书。《总目》在该书提要中追述道，编书之初，朱熹曾建议赵氏"逐人"加以编纂，但赵汝愚"仍以门分，不以人分，不用朱子之说。盖以人而分，可以综括生平，尽其人之是非得失，为论世者计也。以事而分，可以参考古今，尽其事之沿革利弊，为经世者计也"。对于赵汝愚的"经世"意向，《总目》加以褒扬："平心而论，汝愚所见者大矣"。
    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向被视为"知乱求治"的史鉴性著作。《总目》在评介此书时，特引胡三省注："温公作《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并指出："胡三省《注》盖本其命意所以，而于此特发其凡，可谓能见其大"，既表彰了胡三省的慧眼独识，又强调了《通鉴》远比"规谏"、"劝诫"更为丰富的经世意义。
    宋代钱子文采摭《汉书》本纪、列传及诸志中"载及兵志者，裒而编之"，作《补汉兵志》。《总目》在提要中特意向读者提示，钱氏的《补汉兵志》决不是思古幽情突发，"盖为宋事立意，非为汉书补亡也"。对于南宋郭允蹈所作《蜀鉴》一书《总目》亦介绍道："是书所述，皆战守败胜之迹，于军事之得失，地形之险易，恒三致意"。而郭氏是书之作，不是出之对蜀中地理的浓酣兴趣，而是因为"宋自南渡后，以荆襄为前障，以兴元汉中为门户，天下形势，恒在楚蜀"，故郭允蹈"经营擘画，用意颇深"。
    《总目》慧眼扫视意存经世也有用于世的学术作品，更对这些作品后面著作家展开价值体认。它一反理学家"谈心性者谓之真儒，讲事功者谓之杂霸"的观念，着意于人的现实性功业。凡具有经世之功的人物，无不在《总目》中获得激赏。即使受到理学家激烈抨击的南宋永康、永嘉学派，清代的颜李学派，也在《总目》中获得热烈赞许。如在《总目》的笔端下，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才气雄毅，有志事功"，又"负气傲睨"，有一身诤诤硬骨，"虽以朱子之盛名，天下莫不攀附，亦未尝委曲附和"。"就其文而论，则所谓开拓万古之心胸，推倒一时之豪杰者，殆非尽妄"（15）。对于陈亮与朱熹的论战，《总目》亦评价为"未尝不中薄视事功之病"（16），其褒贬意向晰然可见。对人实践经世实学的社会价值的高度注重，甚至使《总目》宽容地对待个人道德伦理上的"失误"，请看《樊川文集》提要对杜牧的论评：
    平心而论，牧诗冶荡甚于元、白、其风骨则实出元、白上。其古文纵横奥衍，多切经世之务，《罪言》一篇，宋祁作《新唐书·藩镇传论》实全录之。费衮《梁溪漫志》载，欧阳修使子棐读《新唐书》列传，卧而听之，至"藩镇传叙"叹曰：若皆如此传，笔力亦不可及，识曲听真，殆非偶尔。
    杜牧虽诗"冶荡"，但却未因此被贬斥，其原因乃在"其古文纵横奥衍，多切经世之务"，显而易见，在《总目》的价值体系中，经世实学不仅高于性理空谈而且高于伦理德性，这正是从泛道德主义迷雾中趋向现实彼岸的历史心声。
    《总目》宏扬"意切时务"的经世意蕴，自然不可避免地注意到儒生士大夫的经世与现实政治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的一面。诚如前言，儒生士大夫意欲以道德理想主义去改造现实社会，但是，这种经世理想势必处处与当道的权势者发生冲突。君主的喜怒无常，权臣、权宦的横行逆施、官场的倾轧排挤，往往使充满经世热情的士人头破血流。在这无可迥避的现实挫折面前，《总目》不得不高扬"拘而无怨"的道德风范，以此作为士人的一面心理之盾。如明人朱淛因抗逆明世宗，"被廷杖斥归，终于家"。可他执着于经世之务，更恪守儒学传统人格，对于此种风格，《总目》予以高度评价：
    其诗文不事铅华，独抒怀抱。……盖泽畔行吟，沉沦没世，而未尝有一穷郁怨尤之语，是为难也。至家居三十余年，于民生国计，切切不忘，集中所载南洋水利之议，山寇海寇之防，皆指陈利病，斟酌时宜，委曲以告当事，不以罢黜而膜视，抑又难矣（17）。
    在这里，《总目》既坚持一以贯之的经世取向，又倡言毫无怨尤承受任何命运悲剧的仁德人格，意图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封建政治秩序，君臣纲常大防是"经世"不可逾越的界限，假如说：《总目》的经世主张与清初顾、黄、王（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以及后来的道咸经世派多有相通与相似之处，那么，唯其在社会批判精神上，它大不同于前者与后者，这显然是《总目》经世观念的特有的时代文化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