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晏子春秋》非儒非墨，超越儒墨
    晏子于齐灵公二十六年（前556年）出任齐卿， 这年儒家创始人孔子还没有出生，墨家创始人墨子的生年更晚八九十年。若就历史人物晏子而言，他属于叔向、子产一类前诸子人物，讨论他属于儒家学派还是墨家学派，问题本身不能成立。若就《晏子春秋》一书而言，其思想属于儒家还是墨家，倒是可以讨论的问题。自从柳宗元明确指出《晏子春秋》非晏子自撰以后，关于晏子学说学派归属的争论，实际就是《晏子春秋》一书学派归属的讨论。主要观点有两种，一是将其归于儒家，一种认为它是墨家著作。争论双方都不能坚持将晏子其人与《晏子春秋》其书分开的原则，主张属于儒家学派的人尤其如此。晏子躬行礼制、亲亲庇族、与孔子相互推崇，是将其列为儒家学派的主要论据。晏子好俭，《墨子·非儒》征引其言论，《墨子》书中还有墨子称赞晏子“知道”的记载，是将其列为墨家的主要论据。
    战国秦汉之际，我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出现了超越诸子学说的趋势，企图综合诸子学说并进而重新提出全面无偏的治国之道。如《吕氏春秋》等书的形成就是如此。我们认为形成于西汉初年的《晏子春秋》一书已综合了诸子学说，它既不属于儒家学派，也不属于墨家学派，而是兼采儒墨等各家学说之长，具有超越儒墨的倾向。
    《晏子春秋》主张“礼以治国，所以御民也”（《晏子春秋·谏上》），主张通过礼的调节、规范作用来匡正混乱无序的社会秩序，实施德政。这与儒家的礼治思想基本一致，但该书重礼却并不恪守礼的繁冗旧俗，注意礼的变通，因时因事而异。该书所讲的礼的实质与维护国家利益的政治要求密切相关。“夫乐亡而礼从之，礼亡而政从之，政亡而国从之。”（《晏子春秋·谏上》）把礼的功能同治国之本联系起来。为了达到治理国政的效果，必然礼法结合，饬法修礼，反对以勇力为政，制止私家势力的争权夺利，尽可能地维系公家的利益。因而在处世哲学上，《晏子春秋》推崇儒家的中庸之道，为政既尽力而为，又主张“明哲保身”，不作无谓的牺牲。不愚忠，进善言于君王，却并不能与君王陷于难，体现了该书超于中庸之道本身的处世哲学。
    儒家在提倡礼的同时强调“义”的道德功能，把义作为极高的价值目标。主张义高于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更多地关注人的理性的追求，“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物质需要从属于道德追求，“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儒家的义内蕴着理与欲之间的某种紧张，在谋道不谋食，安贫乐道的价值取向中人的感性需要尽管没有被否定，但却被理解为一种从属的因素。与此不同，《晏子春秋》强调义，但更重视义与百姓利益、国家利益的相互关系。“义，利之本也”（《左传·昭公十年》），“安于仁则无疾苦，安于义则行有节制。率举国之众克俭克勤，以利天下为乐，天下自归心矣”（《晏子春秋·问上》）。《晏子春秋》记载：当齐景公问是否可以攻打鲁国的时候，晏子回答不如修政等待鲁国自乱，这时候再攻打鲁国“则义厚而利多，义厚则敌寡，利多则民欢”。如果说儒家有明显的重义轻利的颂向，则《晏子春秋》至少是重义而不轻利。
    《晏子春秋》主张治理国家不在开疆扩土，而是守成，是所谓“非攻”；主张谨德节俭，“男不群乐以妨事，女不群乐以妨功”，是所谓“非乐”，主张“不遁于哀，恐其崇死以害生”，是谓“节葬”；主张“粒食之民，一意同欲”，是谓“尚同”；主张“称事之大小，权利之轻重”，是谓“大取”；主张“举贤以临国，官能以敕民”，是谓“尚贤”；主张“独立不惭于影，独寝不惭于魂，行之难者在内”，是谓“修身”。这些思想主张与墨家有不少共同之处。我们知道，墨学代表小生产者的利益，墨学有继承儒学的地方，“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拢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墨子思想也讲仁、义、礼、忠、孝、信等道德，但主张把道德仁义和功利合一。墨家的政治思想主要是所谓十论：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墨家对他们的十项教义主张“择务从事”，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使用。虽然儒墨有不少相通之处，但如果说儒家是理想主义，那么墨家可以说是实用主义了。《晏子春秋》的思想既非儒家，其中有墨家的思想成分；也非墨家，其中也有儒家的思想因素。同时又兼涉儒墨之长，超越了儒墨。《晏子春秋》崇尚礼仪，而又务实功利；主张道在为人，而失在为己，强调身体力行；主张人之言行要从根本上服务于国家利益，个人利益服务于百姓利益。其思想已超越儒墨两家的学派所限，具有自己的思想特色。《晏子春秋》的思想在超越儒墨等诸子学说的同时，儒墨色彩较多，这主要是西汉初年人们在反思秦亡的历史教训时，认识到法家思想的局限，并针对秦代的法家政治而以儒墨为主且综合各家之长融为一体取而代之。
    《晏子春秋》写的是晏子本人及其思想，实际反映的却是西汉初年人们的思想。看似晏子又非晏子的思想，且已融儒墨等诸子之说后自成一体。从晏子到儒墨，再到《晏子春秋》，思想的演进经历了一个逻辑发展过程。晏子是春秋时期的一位前诸子人物，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终生相齐，他在政治活动中体现的政治思想和其它思想既有后来儒家的因素，也有后来墨家等学派的因素。历史实际是，后来的儒墨等诸子学说，分别发展了包括晏子思想在内的先于诸子学说存在的思想文化的某些方面。晏子、叔向、子产一类春秋时代的卿大夫，处理现实问题时表现出来的政治思想，本来就有多重性，若用诸子学派的观念衡量，将其列入儒、墨都可以找到根据，其实都是站不住脚的。从逻辑来看，儒墨两家有可能对晏子思想有所继承，而不能将先于儒墨的晏子思想归于儒墨等诸子学派的哪一家。《晏子春秋》处于儒墨等诸子学说之后，顺应秦汉时期学术发展综合创新的特点，打着再现晏子学说的旗帜，实则在原本晏子思想的基础上，兼采儒墨等诸子思想之长，综合创新，达到了对诸家思想的超越，实现了在更高层次上对晏子思想的“回归”。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子学说思想各异，却都是重学理的，他们把本派的学理加以彻底发挥，并推向极端；而其前的春秋时代和其后的秦汉时期，许多学者更重视经验。在这一点上，处于西汉初年的《晏子春秋》的思想也就是该书编撰者的思想，与处于春秋时代的历史人物晏子的思想有了许多的共同点。比如说，依据《左传》的记载，晏子在君臣关系上力主和而不同、献可替否（见《左传·昭公二十年》）；在刑德关系上揭露残酷刑罚造成的“屦贱踊贵”、“民闻公命，如逃寇仇”的现实，强调“宽政”、“薄敛”（见《左传·昭公三年》）；在义利关系上既强调“思义为愈”，又承认“民生厚而用利”，主张以制度保障各等级的“福利”（见《左传·昭公十年》、《左传·昭公二十八年》）等等，这些针对春秋社会现实提出的政治思想，在西汉初期同样有现实意义，所以在《晏子春秋》中被凸现出来。从春秋时代的重经验倾向发展到战国诸子学说的重学理倾向，又发展到西汉初期形成的《晏子春秋》的重经验倾向，现象好似回归，实质却是超越。《晏子春秋》以回归春秋贤大夫晏子思想的形式完成了对诸家思想学说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