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与司马迁一样，很重视水利事业。司马迁游历各地时，很注意考察水利事业，还曾在武帝指挥下，参与治理黄河。他说："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27）班固继承了这个传统，在《汉书》中写了《沟洫志》。此志名曰"沟洫"，主要是写治河。汉代以农业为基础，国家经常"劝农"，注意兴修水利；水利的得失，直接影响到国计民生。尤其是大江大河的治理与否，同国家盛衰有直接关系；汉代武帝时之强盛而汉末之衰败，同黄河的治理与失修关系甚大。
    在用人方面，强调任贤使能。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这是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上哲人学者议论的老问题，而多主张任贤使能。班固写西汉的政治与人物，处处接触到这个问题，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思想是任贤使能。对于汉初使用智士，曾经发议："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缙绅之徒聘其知（智）辩，并成大业。语曰'廊庙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信哉！"（28）。这里所谓"语"，是当时的俗谚。可见"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已为人们共同接受的认识。
    对于西汉一代用人，班固以为武帝时代为"盛"。他在《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说，"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乂）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缺）。……上（指武帝）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K1C904.JPG}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武帝使用人才，不拘一格。当时虽然崇儒，并不皆用儒生，也不大讲究资历，而是依据实际需要选用人才，所重用的卜式、桑弘羊、卫青等人确是出身于下层，受到武帝青睐而施展其才的。"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K1C904.JPG}，其余不可胜纪。"尽管所列的人物不无缺点，但他们在当时确实各显才能，可谓群星灿烂。于是得出结论："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
    在夷夏方面，强调汉与各族各国通使和好。《汉书》中《匈奴传》上、下卷，《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西域传》上、下卷，写周边各族及外国的历史，比《史记》翔实。《西域传》比较系统地记录了天山南北、帕米尔东西各族的情况，其中有不少各族风习特点、道里和户口之数的记载，反映了汉代人的开放精神和世界意识。班固信奉"《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他说："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29）其强调夷夏之别，鄙视匈奴族的思想需要批判；但其反对攻伐，强调守御，主张礼待友好者，值得肯定。他对汉文帝遗南越赵佗书所强调两族间"通使"而不相争的态度，非常赞赏，感叹"岂所谓'招携以礼，怀远以德'者哉！"（30）
    《西域传·赞》是篇重要的议论文。武帝为"断匈奴右臂"，凭丰厚的物质条件，穷兵侈欲，以致赋繁而导致民众起事，"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班固认为汉朝对西域，"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盛德在我，无取于彼。故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圣上远览古今，因时之宜，羁縻不绝，辞而未许。"虽然其中有点大汉思想，但反对索取、奴役各族，而主张以德服人，各族自愿通好，仍不失为宝贵的思想财富。
    班固究政治得失，权衡的标准是视民生如何。"要在安民，富而教之"（31）八个字是政治大纲。首先是安民，使百姓安居乐业；其次是富民，藏富于民，民富则国实；再次是教化，使民知礼守法，社会臻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