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接受了其父的这个思想，在评论司马迁著作时说："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吏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⑧范晔说"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缪于圣人"⑨只是对班氏父子与司马迁的是非分歧未作具体分析。班固的著述旨趣，在其所写《汉书·叙传》中表述得很清楚。他说："（本人）专笃志于博学，以著述为业。或讥以无功，又感东方朔、扬雄自谕以不遭苏、张、范、蔡之时，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复应焉。"于是作《答宾戏》。这是班固表述其著述义旨的重要文章，着重谈了两点：一是批驳"处皇世而论战国"。论曰："若宾之言，斯所谓见势利之华，暗道德之实，守穾奥之荧烛，未卬（仰）天庭而睹白日也。曩者王途芜秽，周失其御，侯伯方轨，战国横骛，于是七雄虓阚，分裂诸夏，龙战而虎争。游说之徒，风扬电激，并起而救之，其余飚飞景附，煜害其间者，盖不可胜载。……是故仲尼抗浮云之志，孟轲养浩然之气，彼岂乐为迂阔哉？道不可以贰也。方今大汉洒扫群秽，夷险芟荒，廓帝统，恢皇纲，基隆于羲、农，规广于黄、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养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内，莫不同原共流，沐浴玄德，禀卬（仰）太和，枝附叶著，譬犹草木之殖山林，鸟鱼之毓川泽，得气者蕃滋，失时者苓（零）落，参天地而施化，岂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子处皇世而论战国，耀所闻而疑所觌，欲从旄敦而度高乎泰山，怀氿滥而测深乎重渊，亦未至也。"班固认为，战国纷争，游士驰说，但孔孟之道不可贰；今大汉盛世空前，处皇世不可纵横，而当宗汉。这与班彪《王命论》的思想是一致的。二是申论为当世皇权服务。"昔咎繇谟虞，箕子访周，言通帝王，谋合圣神；殷说梦发于傅岩，周望兆动于渭滨，齐宁激声于康衢，汉良受书于邳沂，皆俟命而神交，匪词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无穷之勋也。近者陆子优游，《新语》以兴；董生下帷，发藻儒林；刘向司籍，辩章旧闻；扬雄覃思，《法言》、《太玄》：皆及时君之门闱，究先圣之壶奥，婆娑乎术艺之场，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质而发其文，用纳乎圣听，列炳于后人，斯非其亚与（欤）！若乃夷抗行于首阳，惠降志于辱仕，颜耽乐于簟瓢，孔终篇于西狩，声盈塞于天渊，真吾徒之师表也。"意思是说，历来的圣哲，都建策树勋，为当世服务，流芳于后世；如今当师法先贤，尤其应以孔子修《春秋》为师表。可见班固的著述旨趣，是要效法孔子与《春秋》，为"皇世"效劳，为"圣听"进言。这与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是大异其趣的。
    班固批评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实际上是责其"先黄老"、"进奸雄"、"崇势利"，有违于"皇世"准则，而对刘汉一统不利⑩。
    "皇世"与"一统"，既区别又联系。司马迁对汉朝和统一都是肯定的，但他鉴于君主专制的过度强化，会给社会带来消极影响，便发表了一些不同于当朝汉武帝和公孙弘辈的言论。班固鉴于西汉后期至东汉初年的曲折道路和复杂形势，为了"皇世"利益，批评了司马迁的观点，实际上是要加强思想的统一。大史学家的用心，不在乎细枝末节，而着眼于天下大局；虽是在纸上"谈兵"，却心系于国家前途。
    二、究政治得失
    以史为鉴，是中国史学的一个古老的传统。班固注意发扬这个传统，其《汉书》总结西汉历史，首先注意究政治得失。在他看来，皇朝的政治得失，关系国家兴衰，民生苦乐，不可不探究。他所究政治得失，主要表现于对西汉的政制、礼法、经济、用人、夷夏诸方面的评议。
    在政制方面，肯定郡县制有利于国家统一。秦汉统一，推广郡县制；郡县制普行，巩固了统一。司马迁谈到汉代前期诸侯与郡国势力互为消长时，曾说：汉初郡国并行，至于武帝之时，郡县制发展，"强本干、弱枝叶之势，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矣。"（11）虽然已提到郡县制的发展，加强了皇朝的集权和统一，但是观点尚不鲜明。而且，还有疏失和遗漏。如，贾谊政论文以《陈政事疏》（即《治安策》）为代表，其中首要的建议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司马迁却未曾记载。
    班彪对郡县制的历史作用颇具卓识。他在答隗嚣今是否复起纵横之问时说："昔周立爵五等，诸侯从政，本根既微，枝叶强大，故其末流有从（纵）横之事，其势然也。汉家承秦之制，并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方今雄桀（杰）带州城者，皆无七国世业之资。"（12）意谓昔日周朝行分封制，诸侯擅权，以致天下分裂；如今汉承秦制，确立郡县，强化皇权，巩固统一，即使一时社会动乱，也不至于危害郡县制，而长远影响统一。这个观点，比司马迁要高一个层次。
    班固继承和发展了司马迁和班彪的观点。他记述并指出，汉初郡国并行，诸侯"骄蹇，数不奉法"，"率多骄淫失道"，是皇朝的离心势力，对统一构成严重的威胁，于是才有贾谊、晁错之议，削藩之举。他评论贾谊之议"通达国体"，"吴楚合从（纵），赖谊之虑"；评论晁错削藩之策，"锐于为国远虑"（13），比司马迁的观点显然正确。他还指出，景帝削藩，"抑损诸侯，减黜其官"，武帝"推恩"而析藩国，"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于是"诸侯唯得衣食税租，贫者或乘牛车。"（14）说明诸侯大为削弱，分封制已名存实亡。他论道："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周室既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转相吞灭，数百年间，列国耗尽。至春秋时，尚有数十国，五伯迭兴，总其盟会。陵夷至于战国，天下分而为七，合从连横，经数十年。秦遂并兼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国，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遗矣。汉兴，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简易，以抚海内。"（15）他还创设《地理志》确定"（秦汉）革刬五等，制立郡县"（16），为本志首要的记述重点，详载西汉郡县情况，是对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的历史总结。郡县制的命运，固由历史所选择；然其价值，则由史学家所判定，班氏父子对此是早具慧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