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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战后至国民政府崩溃时期的中外关系 抗战胜利后，中美、中苏关系成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已经出版的重要著作有资中筠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屠传德的《美国特使在中国，1945.12～1947.1》（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袁明等编的《中美关系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编的《战后中苏关系走向（1945～1960）--中俄（苏）关系学术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沈志华、李丹慧的《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薛衔天的《中苏关系史：1945～1949》（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关于国民党的对美政策，有学者指出，蒋介石过高估计了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也高估了美国援蒋的决心，认为美国会无条件支持国民政府，而实际上中美由于各自利益差异，是相互需要和利用的关系（36）。左双文研究了1946年的沈崇事件，认为该事件实际是国共之间的政治角力，蒋介石虽亲定处理方略，但未能获得预期的结果，围绕沈崇事件的处理，南京政府在政治上和潜在的军事上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37）。关于国民党对苏政策，汪朝光研究了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后认为，国民党内派系之争不利于凝结共识，不能制订合理适当的对苏外交方针，其决策失去了应有的弹性而日趋僵硬（38）。沈志华利用俄国档案分析了俄国对新疆政策的变化，认为表面上苏联对新疆政策变化无常，实际上都是为了保持战后中苏同盟关系，并确保苏联在新疆的优势地位和特殊利益（39）。此外，金光耀研究了国民政府参与创建联合国的历史（40）。 6.中共对外交往的研究 学术界对于中共对外交往的研究较为深入。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有王真的《没有硝烟的战线--抗战时期的中共外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牛军的《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版），李健的《天堑通途：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纪实》（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等。 于化民认为抗战后期，美国与中共正式建立了合作关系，中共对双方的合作抱有真诚的期望，但是美国的长期目标是扶植蒋介石的亲美政权，双方关系逐渐趋于紧张并在随后的国共内战中走向对立（41）。还有学者研究了抗战后期中共争取美援的过程，认为虽然由于意识形态和利益冲突导致其努力的失败，但是中共逐渐把握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积累了初步的外交经验（42）。王晓岚、戴建兵研究了抗战时期中共的对外宣传工作（43）。王桧林认为抗战时期中共开始改变与帝国主义坚决对立的立场，积极与英美打交道，同时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44）。 此外还有董鹏晨的《炮打紫石英号：中英长江事件始末》（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该书充分利用文献资料结合对当事人的采访，对这一事件作了详尽的叙述。王建朗则深入探究中共与英国政府双方对事件性质的判断、谈判分歧的症结、英国是否正式同意道歉及有关逃跑的决策细节，指出这一事件未必是炮舰外交的产物。（45） 7.反对不平等条约的研究 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都对废除、修改近代不平等条约做出过不同程度的努力。关于这方面的研究首先应当提到的是李育民的《中国废约史》（中华书局2005年版），此书是作者在其《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基础上的拓展与深入。全书包括绪论（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的概览）、守约中的尝试、觉醒与奋争、废约的基本实现、不平等时代的终结，系统地探讨了近代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此外已经出版的重要成果还有王建朗的《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此书全面展现了民国以来中国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全过程，对北京政府的修约运动、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抗战时期实现废约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中苏订立平等新约等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中国废约过程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是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方面的著作还有单冠初的《中国收复关税自主权的历程：以1927-1930年中日关税交涉为中心》（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 此外，谢晓鹏认为北洋政府废约的外交活动有“废约”与“修约”相结合、集体交涉与个别交涉相结合、政府的废约外交与人民群众的废约运动相辅相成等特点（46）。王建朗研究了日本在中国收回关税自主权中的态度，认为日本没有正确认清中国革命运动的形势，拒绝承认中国有废止旧约的权利，遭到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反对，也未能获得英美的支持，陷入孤立的境地（47）。罗志田则研究了帝国主义在华条约体系的演进（48）。李育民考察了中共在废除不平等条约历程中的重要作用（49）。 8.若干引起争论及关注的热点问题 改革开放给民国外交史的研究带来了生机，学者们的研究大多突破了以往完全从意识形态出发、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开始较为客观、全面地审视民国外交的得与失。对民国政府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不再一味指责其屈膝卖国，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也不再一概被视为反共、反苏，出现了一些与过去不同甚至迥异的看法。同样，对于英美、苏联等国与中国的关系，也不再只强调其反动或友好的一面，而能以历史的眼光，实事求是地看待他们对中国的所作所为。对于民国外交中的一些重大涉外事件，学者们也能从新的视角加以审视，作出新的评价。外交史研究在客观性、科学性、严谨性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这是这一领域近年来颇为值得关注的现象，也无疑会推动民国外交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对北洋外交的评价，学者们不再苛求前人，而是能还原历史情境，理解北洋政府当时所面临的外交困境，逐渐有肯定的声音出现。除前文所提的王建朗、杨天宏的研究外，郭剑林、王继庆的《北洋政府外交近代化略论》一文相当肯定北洋外交。他们指出北洋外交争得了部分主权，外交机制和外交思想的近代化均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使得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尤其远东大国的地位日渐显露出来。至于北洋外交失败的根源，也不能简单地从外交政策方面理解，而应当从当时国内外政治局势的大背景中去考察。（50）这些观点在郭剑林主编的《北洋政府简史》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他认为北洋政府后期再也没有做出出卖主权的行为，并为维护中国现有的主权和利益同帝国主义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斗争，而斗争的成果处处可见（5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