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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活动，学术界出现了较大的分歧，在争论中对其评价日益客观。如关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活动，便不再讳莫如深。申晓云认为尽管这些运动打着“争国权”的旗号，但实际是国民政府粉饰形象、假外交以转移民众对政府不满的一种宣传，不仅没能取得实质性成果，反而错失了外交良机（52）。杨静同样认为，国民政府的改订新约运动没有达到它的初衷，影响有限（53）。持异议者则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努力推行修约运动，在收回关税主权和租界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些活动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54）。再如对1943年国民政府与英美等国的改订新约问题，有人认为，新约废除的主要是政治特权，并未废除所有的特权，不能认为中国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55）。有人则认为，不平等条约的废除，至少在法理上使中国恢复了部分主权，是中华民族彻底解放历程中极其重要的一步。在评价国民政府外交努力时，不应从其政权性质出发，而应从史实出发，废约之所以取得了成功，虽然是中国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但国民政府的外交努力是不可缺少的环节。（56）再如抗战期间蒋介石与日本的秘密交涉问题，杨天石通过对史实的发掘，认为蒋介石对日交涉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为了实现各种外交目的，并未真正想投降日本（57）。杨奎松通过研究抗战前期中日之间的秘密交涉，认为蒋介石抗日态度较国民党其他高层更加坚定，从未有过动摇（58）。沈予则认为，抗战前期，蒋介石对日议和既具有运用谋略进行外交周旋的一面，还具有为摆脱军事失利困境而谋求妥协苟安的一面，而蒋介石以民族大义所不容的退让谋求妥协，是政治上的动摇（59）。对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过去一直被简单地归为蒋介石剿共的借口，是一种投降战略。近些年来，在良好的研究氛围中，史学界对这一政策作了更为全面、实际的研究和评价。陈先初认为，国民政府是将“安内”作为抗日的前提，对“攘外”并非毫无作为，而是做了一些抗日准备工作，不能等同于投降理论（60）。黄道炫认为，这一政策有违背大众意愿、消极抵抗的一面，也有权衡整体国力，在当时形势下不得已的苦衷；有对内镇压和武力反共的迫切要求，也有最后关头准备起而抵抗的决心，是蒋介石应付时局一种无奈的抉择（61）。 此外，随着研究的深入，也澄清了以往认识上的一些误区。如关于中东路事件，以往多被指责为国民政府反苏反共，张学良被认为是肇事者。而杨奎松则认为，在如何处理中东路事件上，蒋介石与张学良存在着较大的分歧，由于内政、外交方面的原因，蒋介石起初支持张学良对苏强硬，后又迅速默许张学良对苏妥协（62）。左双文则认为国民政府这时的对苏外交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冒险性，怂恿东北地方政府采取强硬措施，一再放弃和平解决事变的机会，几度阻挠地方政府和平解决的尝试，牺牲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63）。关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学术界认为这一条约促进了中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胜利，改革开放后，才突破了意识形态上的束缚，出现了不同的评价。有人认为，虽然该条约限制了美国势力向东北的扩张，有利于中共争取时间在东北发展力量，但是实质上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64）。还有人认为该条约是雅尔塔条约的翻版，是大国强权政治的产物，是一个不平等条约（65）。同样，对于苏联出兵东北，现在也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66）。关于1946年春的反苏运动，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国民党操纵的反苏反共运动，而江沛系统分析了这一运动的产生背景、发展过程及其影响，认为是一场维护民族尊严、捍卫领土主权的爱国运动（67）。关于九一八事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学界都认为是蒋介石向张学良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近年来，随着蒋介石日记的陆续公布以及张学良的回忆，才逐渐澄清了事实（68）。关于马歇尔调停，一度被认为是帮助蒋介石拖延时间发动内战，现在有人认为马歇尔在调停前期是公正的，后期则是援蒋内战（69）。陈晖认为美苏为了维护雅尔塔体系，力求使中国避免大规模的内战，支持国民政府统一中国。在马歇尔调处期间，由于内战无法避免，欧洲冷战格局正在形成，美国对华政策由调停国共冲突变为支持蒋介石武力消灭中共（70）。 必须指出的是，民国外交史研究中出现的许多可喜现象，与大量新史料的公布和发掘是分不开的，与国内外、与海峡两岸日益增强的学术交流是分不开的，其中对于民国外交史研究最具影响的，包括台湾“国史馆”开放蒋介石档案，俄罗斯开放苏联档案，蒋氏后人逐步开放蒋介石日记，宋氏后人开放宋子文档案，以及台湾“国史馆”开放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阎锡山档案，国民党中央党史会刊布《革命文献》、《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中研院近代史所刊布《王世杰日记》、《徐永昌日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出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以及《顾维钧回忆录》的出版等，没有这些重要的、基础性的工作，这些年中华民国外交史研究的大量进展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当然由于原始资料的限制，还有一些史实较为模糊，至今未有定论。如关于斯大林是否阻止解放军过江问题、沈崇的身份问题等，事实的真相还有待进一步发掘。 以上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地区对于民国外文史研究的大致情况（当然绝不仅限于此）。近30年来研究民国外文史的论著大量涌现，表明民国外文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纵观上述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发现现阶段研究中的一些特点：从时段上说，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外关系的研究比重大大高于对北洋政府时期，近年来更显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发展的趋势；从国别上说，对俄（苏）、日、美、英、德五大国关系的研究进展尤为明显；从研究的内容方面来看，主要集中于中国与大国之间的政治、外交联系，中外经济关系、文化关系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得多；就研究的指导思想而言，学术政治化的倾向日益减少，绝大多数学者均能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 在几个大国之外，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大多是从古到今的双边关系的研究，其中包含民国部分，目前主要的成果有：沙丁、杨典求等的《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黄国安等的《中越关系史简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杨昭全等著《中朝关系简史》（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黄庆华的《中葡关系史》（黄山书社2006年版）、冯秀文的《中墨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出版）、姜龙范的《中朝关系史》（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侯敏跃的《中澳关系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版）等。 三对拓展中华民国外交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毫无疑问，中华民国外交史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涌现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在此基础上，如何做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找到新的研究点，值得认真考虑（71），这也是一直困扰着笔者的问题，在此不避浅陋，谈点不成熟的看法。 1.在继续加强中国与某一国关系研究的基础上，重视开展中国与多国、与若干个国家关系的综合研究，研究中国与某一国的关系时，注意并熟悉中国与另一个或几个相关大国的关系，这可能是研究民国外交史应加以注意的。因为，由于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中国与列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影响国民政府外交政策走向的往往是多个国家、多种因素，故这样做是完全有必要的，例如国民政府20世纪30年代在日苏之间、德苏之间摇摆、周旋的情况，战后在美苏之间既依从于美、又受制于苏的情况，故实际上并没有单一的、纯粹的中国与某一国的关系史，而必然是综合的、中华民国与多个国家的外交史。笔者注意到现任教于日本大东文化大学的鹿锡俊教授已开始着手类似的研究并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例如他的《国民政府对欧战及结盟问题的应对》（《历史研究》2008年第5期）、《蒋介石的中日苏关系观与“制俄攘日”构想》（《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蒋介石与1935年中日苏关系的转折》（《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等论文，这对研究民国外交史的学者应该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2.对不同来源的、多方面的史料的综合利用、研究，互相参证，例如美国、俄罗斯（对于原苏联档案）、德国、英国、日本等主要国家的外交档案，海峡两岸分别保存的民国档案，台湾地区保留在不同机构的档案，一些民国要人存留在国外的档案，等等。这非一人之力、或一个团队之力可以实现，需要学术界的共同努力。在这方面，吴景平教授的团队对宋子文档案的合作发掘、利用，沈志华、杨奎松教授的团队对苏联档案的发掘、利用，步平研究员、臧运祜副教授对日方档案文献的利用，杨天石、王建朗研究员对新近开放的蒋介石日记的利用，陈谦平教授等利用英国档案研究西藏问题，马振犊研究员、陈仁霞副教授等利用德方档案研究中德关系等，均取得了令学术界瞩目的成果。主要研究某一问题的学者可以有意识地借助于其他学者的优长来尽可能扩大自己的视野，这是很有必要的，往往可以得到对历史更为丰富、更具有复杂性的认识。例如关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蒋介石的外交路线与外交策略问题，根据德国档案与苏联档案，就可以看到两个面孔不同的蒋介石，对德方表态是要“依德和日反苏”，与此同时，对苏联方面却是在试探中苏结盟的可能性，类似这种情况，如果只看一个方面的材料，就不易掌握到历史的全貌。 3.民国外交与国内政局紧密相连，民国政府内政的考量影响外交决策的程度非常大，尤其国民政府时期更是如此。因此研究国民政府外交还要研究国内政治风云，与内政的变化、政局的动荡相结合，与国共斗争的变化相结合，不仅要看国民政府方面的材料，还要看共产党方面的材料，国共双方的材料互相参证，交叉解读，可以对国民政府的外交决策把握得更为精准，做出更令人信服的解释，在综合运用国共双方材料深度解释历史，纵览国际国内风云方面，邓野研究员、杨奎松教授取得了堪称典范性的贡献（72）。 4.外交人物研究，除了最高级别的人物，决策层的人物，要加强对大量相对次要的、处于中层或中间偏上层的人物的研究。民国史上外交界的核心或甚为活跃的人物，如宋子文、陈友仁、黄郛、王正廷、王宠惠、罗文干、郭泰祺、王世杰、顾维钧、颜惠庆、施肇基、伍朝枢、蒋作宾，以及张群、朱家骅、邵力子、杨杰、胡适、蒋廷黻、莫德惠、魏道明、唐有壬等，有了一些研究成果，人们比较熟悉，谈论民国外交史，常常会涉及他们这些人，复旦大学的学者曾有《民国十外交家》出版，并出过外交家丛书。但一些相对不那么重要的外交人物，人们往往所知甚少，研究得很不够，我这里指的是一些外交部的次级官员，一些驻外使节，一些外交学者，或者兼有官学两种身份的人，例如徐谟、傅秉常、程天放、朱兆莘、朱绍阳、周龙光、刘师舜、张忠绂、张谦、刘文岛、刘崇杰、金问泗、陈介、钱泰、胡世泽、谭伯羽、邵毓麟、叶公超、许世英、董彦平、王芃生、刘芙若、吴颂皋等，其实这个群体有许多“很有意思”的人物，他们在国家地位不高、外交面临困境的时候，能恪尽职守，为国家争权益，是爱国者，其中不少人与民国外交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重要交涉、重要双边关系密切相连。某些人后来变节，但当时产生过重要影响，如蔡运升、殷汝耕、殷同、梅思平、周纬，我们对其中一些人了解得并不多，或者了解得还不够。这些应是民国外交史研究下一步很值得开拓的领域，也是该学科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内在要求。又如有留日背景的群体、有留美背景的群体，以及留英、留德背景的群体，他们进入外交界服务的情况，他们在对日、对美交涉中的作用，他们对曾留学国家有别于他人的认知和态度，这些群体各有何特色、有着怎样的外交风格等等，将他们作为群体进行研究、对不同群体作比较研究等，我想，也是一个饶有兴趣的课题。 注释： ①更为详尽的介绍参见王建朗、郦永庆所撰述评：《中外关系史》，载曾业英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②该书除二二八事件外，集中讨论了1928年至1949年间国民政府对一些重大涉外突发事件如济南事件、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珍珠港事件、沈崇事件等的对应策略与机制。 ③刘存宽：《中俄关系与外蒙古自中国的分离（1911～1915）》，《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④刘敬忠：《苏俄占领外蒙古及对华外交活动》，《史学月刊》2004年第2期。 ⑤张北根：《1919年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交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3期。 ⑥王建朗：《北京政府参战问题再考察》，《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 ⑦杨天宏：《北洋外交与“治外法权”的撤退--基于法权会议所作的历史考察》，《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 ⑧杨天宏：《北洋外交与华府会议条约规定的突破--关税会议的事实梳理与问题分析》，《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 ⑨杨红林：《朝野纠葛：北京政府时期的舆论与外交--以关税特别会议为个案的考察》，《史学月刊》2005年第12期；马建标：《北洋政府时期社会舆论中的外交系》，《安徽史学》2005年第3期。 ⑩张俊义：《英国政府与1924年广州商团叛乱》，《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11）张俊义：《南方政府截取关余事件与英国的反应，1923～1924》，《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 （12）徐义君：《试论广州武汉时期国民政府的反帝外交策略》，《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 （13）牛大勇：《美国对华政策与四一二政变的关系》，《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北伐战争时期美国分化政策与美蒋关系的形成》，《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6期。 （14）王立新：《华盛顿体系与中国回民革命：二十年代中美关系新探》，《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 （15）左双文、高文胜：《北伐出师后蒋介石的外交方略》，《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16）杨天石：《济案交涉与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开端--读黄郛档之一》，《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臧运祜：《中日关于济案的交涉及其“解决”》，《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17）罗志田：《济南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转折》，《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 （18）赵修磊：《“济案”前夕日本出兵山东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对策》，《民国档案》2004年第2期；《日本出兵山东事件--北京政府的应对》，《北京档案史料》2004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