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崔述的时代精神
    崔述的最重要著作名《考信录》，取义于司马迁说的"夫学者载藉极博，犹考信于六艺"，所以他著此书的目的在于求古史之真而可信者，因为古史记载多半是传说、神话与历史混杂在一起，其中真伪杂糅，必须经过考证之后，去伪存真，才可见古史真相。应当说，求真是目的，辨伪是方法。用什么标准来区别真伪呢？崔述认为只有以儒家的六经为准，合于六经的可信为真，反之则认为伪。这个考信的标准，近代学者颇不以然。理由是六经只是儒家的经典，其中所说古史并不一定是可信的，古史的范围远远超过儒家的经典，这当然是对的。但这种看法是20世纪人的看法，崔述却是18世纪的人，他受时代的局限，见不到此。当时除了儒家的经典之外，他找不到更好的标准，此其一。崔述的祖、父辈都是朱熹的信徒，他们尊孔子为圣人，圣人当然是最可信的，所以崔述的考古显然有卫道的气味。他说：
    圣人之道，在六经而已矣。二帝三王之事，备载于《诗》、《书》；孔子之言行，具于《论语》。文在是，道即在是，故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六经以外无所谓道也（《提要》卷上）。
    这话说的非常明白。崔述生于封建时代的儒学家庭中，具有这样的卫道思想是不可避免的，此其二。
    《考信录》严格说不能算是史书，只能算是史料汇编。从他的写法中，可以看出，他把史料分成许多等次。凡出于《诗》、《书》及其它经典的一律顶格写，当作真实的史料；其次是"附录"或"附论"，其次是"备览"或"备考"，再次是"存参"，至于他认为根本不可信的则用小字低一格写加以批驳。这种依史料的价值的高下，分为几个等次的写法是他的独到，和过去的史书完全不同。
    崔述读书非常细心，他注意到一般传记、经的注疏与经义有不合处。他说：
    余年三十，始知究心六经，觉传记所载与注疏所释往往与经互异，然犹未敢决其是非，乃取经传之文类而辑之，比而察之，久之而后晓然知传记注疏之失（同上）。
    一般学者读经书，因为经不易懂，离不开注疏，不知不觉地受了注疏的束缚，能看出注疏与经不合的人很少，能写出文章加以辨驳，或提出自己的解释的人则更少。崔述说：
    学者专己守残，沿讹踵谬，习为固然，不之怪也。虽间有一二有识之士摘其疵谬者，然亦太仓秭米，而罕行于世……然经义之失真已千余年，伪书曲说久入于人耳目，习而不察，沿而未正者尚多，所赖后世之儒踵其余绪而推广之，于所未及正者补之，已正而世未深信者阐而明之，帝王圣贤之事岂不粲然大明于世（同上）。
    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崔述作《考信录》的目的。同时还可以看出，他和当时南方汉学家们只迷信汉儒的传注，只知章句训诂，不明义理的学术，正相反对。但他并不是一般的宋学家，他对宋明理学也不满意。他说：
    乃近世诸儒类多摭拾陈言，盛谈心性，以为道学，而于唐虞三代之事罕所究心。亦有参以禅学，自谓明心见性，反以经传为肤末者，而向来相沿之误遂无复有过而问焉者矣（同上）。
    由此可见崔述的思想是反对宋明理学家的，而与清初儒者的经世致用思想有相通之处。
    崔述非常推尊朱子，但他并不盲从，对朱子解经有不满之处，亦时加批评。他说：
    理但论是非耳，不必胸中有汉宋之见也（《丰镐考信别录》卷三）。
    没有门户之见，正是他的识见过人之处。
    我们知道，乾嘉时期正是考证学鼎盛时期，考证可以说是时代精神。这里发生一个问题，清代汉学与宋学是对立的，南方的汉学家讲考证，北方的宋学家如崔述也讲考证，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这里我想抄录胡适在他的《科学的古史家崔述》一文的话来加以解释。引文可能长了些，但我觉得从清代学术史的观点来看，他的话是有启发性的。引文如下：
    当日的南方大师正在做一种大规模的运动；这种运动，我们姑且叫它做汉学运动。汉学运动的目的，也可以说是要"正伪书之附会，辟众说之谬证"（贤按：此陈履和作崔述《行略》中语），但他们攻击的对象乃是宋儒，不是秦汉百家之言。他们要"正"的是《太极图说》、《皇极经世》一类的书；他们要"辟"的是宋儒自出新意的种种经解。他们的方法也可以说是"先儒笺注，必求其语所本而细核之"（贤按：语亦出陈履和作的《行略》），但他所求的"本"乃是《尔雅》、《说文解字》、《广雅》一类的古辞书和两汉魏晋间人的古训诂。他们也想"反而求之六经"（贤按：亦《行略》中语），但他们知道直接回到六经是无用的，结果必至于"望文生义"，用主观的见解来解释古书。所以他们不用直接回到六经的方法，而采用间接的方法；他们想从汉儒间接回到六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