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从上述对康德历史哲学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在这一领域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充满智慧的闪光。康德认识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人的自由意志为转移的。这一点不仅为黑格尔所继承，更重要的是它得到了恩格斯的确认。恩格斯说："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个别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17）同样，关于恶在历史进步中的作用的论述，也为历史唯物主义所承认。在上述方面，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地继承了康德和黑格尔的思想。其次，康德对历史进步有着坚定的信念。对历史进步的信念及对未来永久和平的信念、对公民状态的信念，体现了启蒙时代资产阶级的乐观和自信，体现了他们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和向往。这个理性王国即是资产阶级的理想王国，在康德那个时代，更多地体现着积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康德对文明的充分肯定，也比卢梭的思想前进了一大步。总之，康德的历史观与他那个时代资无阶级的思想与活动有着较为密切的一致，正因此，人们认为他向人们提供了一部法国革命的德国版。
    但康德作为启蒙时代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他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存在其历史的局限。
    正如《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中译者所指出的，康德历史哲学存在两个根本性的缺陷："第一是，他不能正确理解历史的物质基础，从而也就不可能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及其与物质生产发展的联系。第二是，他不能正确认识只有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才是历史的创造力；于是他把历史的发展单纯归结为理性原则自我实现的过程"。（18）上述第一条缺陷决定了康德脱离社会物质基础，不从社会生产方式中寻求对历史的认识与解释，从而陷入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泥潭。第二条缺陷使康德在他的历史哲学中，没有很好解决历史规律及其与在历史规律面前创造历史活动的主体的自由意志之间的矛盾，不能正确认识其间的辩证关系，自身存在矛盾说法。他曾强调人自由运用自己的力量而尽最大可能地达到自己的最终天职，但他又说："如果我们要问：用什么办法才能保持乃至加速这种朝着改善的永远前进，那么我们马上就看到，这一通向无可估计之远的成就倒并不那么有赖于我们做出了什么事情，（例如，有赖于我们给予青年一代的教育）以及我们采取什么办法来推进它，反而有赖于人性在我们身上并通过我们将会做出什么事情来把我们强行纳入一种仅凭自己是不太容易适应的轨道。我们唯有从它那里，或者不如说（因为完成这一目的就需要更高的智慧）从天意那里，才能期待这一成就"。（19）这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历史的进步，道德的上升，不赖于自己，而依赖于天意，实质上依赖于一种宿命。这不仅令人悲观、消极，同时，它实质上取消了历史主体在创造历史活动中应承担的工作和对历史发展中的曲折所应承担的责任。这样一种观念未能使规律面前的主体的创造性活动及主体的意识能动性得到高扬。在这方面，黑格尔（逆水康德，而且走得更远。必须承认，历史规律不以人的自由意志为转移，但主体决不是历史规律任意玩弄、摆布的奴隶。
    康德在历史誓学中抱着乐观的信念，但在论述每一代人付出的代价和牺牲与他们所得到的幸福之间的关系方面又提出了令人沮丧的看法。他说："已往的世代仿佛只是为了后来世代的缘故而在进行着他们那艰辛的事业，以便为后者准备好这样一个阶段，使之能够借以把大自然所作为目标的那座建筑物造得更高；并且唯有到了最后的一代才能享有住进这所建筑里面去的幸福，虽则他们一系列悠久的祖先们都曾经（确实是无意地）为它辛勤劳动过，但他们的祖先们却没有可能分享自己所早已经准备过了的这种幸福"。（20）这里很明显，康德为了使自己的理论构想完整严密而忽视了历史的真实。事实上，尽管每一代人为自己为未来付出大量代价和牺牲，但每一代人都不只是为了一个自己无可企及的理想和幸福境界而付出代价、作出牺牲，他们在付出代价和作出牺牲的同时，既为未来社会发展提供了进一步的可能性，也为自己创造了一定的幸福。他们经过自己的历史创造活动，改进生产方式，推动生产力发展，从而使自己在征服自然、实现人类的自由方面得到了收获，获得了在历史许可的范围内他们所能得到的幸福。康德的上述论断虽然表示了人类可以乐观，但它对某一代人来说，却隐含着悲观，即似乎那种日子永远是未来的、遥遥无期的，这一代人除了为将来的一代而付出牺牲外，自身不可能得到幸福。同时，也隐含着这样一种危险倾向：即似乎人们为了那个遥远的未来而应牺牲自己一代的幸福，这种思想很容易被反动统治阶级所利用，要求人们服从他们现实的统治秩序，作出无谓的牺牲，不去追求直接的幸福。应该说，因"圈地运动"所迫而无家可归的农民有理由要求得到自己的幸福，而不能为了资产阶级那个理想王国的实现而忍受此刻的牺牲与代价。
    此外，康德在阐述他的公民状态时，实质上确认了一个历史和社会发展的终极阶段，一个终极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这忽视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无限性和无终极性，而他所称的那个理性王国即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被更进步的社会所取代。它不可能是历史发展的终极目标，也不可能是一种终极状态。由此可见，"18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