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题之三：统在国非在君
    《庄子·人间世》有“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一句，是说晨朝受诏，暮夕饮冰，用来形容内心极度惶恐焦灼。梁启超生性热烈，是一个有血性的热肠人，他引用庄子这句内热饮冰的话，以饮冰自号，是很恰当的。时隔近百年，今天读梁启超当年的文章，仍可感受到字里行间笔走风雷，炽热豪爽的气息。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论正统》一篇中，就“言正统者，以为天下不可一日无君”的谬论，在尖锐地批驳了封建史学的正统论后，又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统在国非在君”的思想命题。这一命题包含以下三层内容：
    第一，揭露了正统之说产生的原因。梁启超认为，所谓“正统”，原本并不存在。那么，后来它是怎样产生的呢？梁启超分析说：一个原因是“夫统之曰者，始于霸者之私天下，而又惧民之不吾认也，乃为是说以钳制之曰：此天之所以与我者，吾生而有特别之权利，非他人所能几也”。（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九。）原来如此，历代君主大谈正统，是为了霸天下为私有，怕人民不顺从，才编造出正统之说加以钳制。所谓“正统”，其实就是“君统”。君统确定下来后，便由着自己作威作福，恣睢蛮野，百姓还不能说他不义。而人民稍加反抗，君主便以不忠、不敬、大逆、无道这些罪名锄之、摧之。正统之说产生的另一个原因，是封建史家煽扬奴性的结果。他说，千余年来这些“陋儒”不仅津津乐道于正统之说，而且“攘臂张目，笔斗舌战”，为某家某姓争一个“正统”之名，都是甘当奴仆，“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九。）梁启超嘲笑说，依“陋儒”之说，君主是最神圣的。所以，当某国一时缺一君主时，则不论乱臣、贼子、大盗、狗偷、仇倠、夷狄，而其中必有一人一姓被“陋儒”们取出，把他作为偶像崇拜，并说：“这是圣神呀！这是圣神呀！”而当一时忽有几个圣神一起存在时，这些“陋儒”便会在群圣、群神之中，以抓阄掷棋之法择取一人一姓而膜拜道：“这个是真圣神呀！这个是真圣神呀！”其余便是乱臣、贼子、大盗、狗偷、仇倠、夷狄。至于同一人被甲书称之为乱贼偷盗，而乙书却称之为圣神的事情，那就更多了。譬如金兀术、完颜亮等，在宋史谓之为贼、为虏、为仇，在金史则称某祖某皇帝；朱温、朱棣等开始被责骂为叛、为盗，后来忽又被称某祖某皇帝了。陈涉、吴广、窦建德、黄巢、李自成、洪秀全这些人也就是失败了，如果他们稍有天幸，能于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又有谁敢骂他们是“叛逆”呢？可见，正统的标准就是“成即为王，败即为寇”。在封建史家笔下，历史成了“赌博”、“儿戏”、“鬼域之府”、“势利之林”，因此，中国封建旧史的谬误，没有比鼓吹正统论更大的了。
    第二，批驳了封建史学所谓正统的六条标准。封建史家衡量正统与否的理论是什么呢？梁启超列举有六条，即“一曰以得地之多寡而定其正不正”；“二曰以据位之久暂而定其正不正”；“三曰以前代之血胤为正”；“四曰以前代之旧都所在为正”；“五曰以后代之所承者所自出者为正”；“六曰以中国种族为正”。梁启超认为这六条标准根本就是自相矛盾。譬如要以得地多寡论正统的话，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前秦苻坚时的版图超过南方东晋司马氏好几倍；宋金交争时期金有天下三分之二，但是为什么得地少的东晋、宋为正统，得地多的秦、金却反而被称为“不正”呢？如果以据位之久暂论正统的话，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南汉立国时间都远过于梁、唐、晋、汉、周，但是为什么后者却被认为正统，前者却为“不正”呢？至于封建史家长期以来就蜀魏孰为正统的争论，就更令人可笑了。以都邑论正统的认为魏是“真人”，以血胤论正统的则说蜀是“宗子”……，直到现在仍然争不清楚。
    第三，只有君主立宪制才可称正统。梁启超认为，不论正统则罢，苟论正统，自周秦以来没有一个朝代能称得上正统的。按照封建史家的标准，夷狄是不可为正统的，那么“则胡元及沙陀三小族，在所必摈。而后魏、北齐、北周、契丹、女真，更无论矣”；篡夺是不可为正统的，那么，“魏、晋、宋、齐、梁、陈、北齐、北周、隋、后周、宋，在所必摈，而唐亦不能免矣”；盗贼是不可为正统的，那么，“后梁与明在所必摈，而汉亦如唯之与阿矣”。（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九。）这样一来，我们又当去哪里求正统呢？为此，梁启超提出：“统也，在国非在君也，在众人非在一人也，舍国而求诸君，舍众人而求诸一人，必无统之可言，更无正之可言”。（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九。）只有国家才是正统，只有民众才是正统，如英、德、日诸国那样，只有经过宪法确定，并且得到人民承认的君主立宪制才是真正的正统。
    梁启超是一个战斗的学者，他虽然说过“为历史而历史”的话，但实际上他的学术论著“骨骼里往往带有政治的意味”，正如他所说的：“凡一新学派初立，对于旧学派非持绝对严正的攻击态度，不足以摧故锋而张新军”。（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三十四。）因此，他自称是“新思想界之陈涉”。有人因此对他的学术有些微辞，然而他筚路蓝缕以开荒荆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