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季刊》（以下简称（《季刊》）是北京大学于本世纪上半叶编辑出版的、以表现北大的学术研究成果为主要内容的一份刊物。《季刊》上承《北京大学月刊》（注：见宋月红、真漫亚：《蔡元培与〈北京大学月刊〉》，《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后改为文科研究所）的专门刊物（注：20年代初的北京大学，学制分为预料、本科、研究所三级。研究所是为本科毕业生继续深造而设立的。1921年12月4日，北大的学校评议会第三次会议公布了《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组织大纲》，规定研究所下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和外国文学4门。至1922年初，已成立了国学门。1929年研究所改为研究院。1934年又改为文科研究所。），目的在于“发表国学方面研究所得之各种重要论文”（注：《国学门研究所重要纪事》，《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定于每年1月、4月、7月、10月各出一期（号），全年合称一卷。创刊号出版于1923年1月，终刊号为1952年12月出版社的第7卷第3号，共出版了7卷27期（注：《国学季刊》因时局和经费等原因经常不能按时出刊。1923年1月创刊后，当年出版了4期。1924年因经费原因未出刊。1925年出版至第2卷第1号后因时局原因停刊。1929年12月恢复出版第2卷第2号，1930年出版了第2卷第3、4号。1931年没有出刊。1932年出版了第3卷的4期。1933年没有出刊。1934、1935年分别出版了第4卷的4期和第5卷的4期。1936年出版了第6卷的第1、2号后停刊。1950年出版了第6卷的第3、4号。至1952年，出完至第7卷第3号。）。胡适、朱希祖、魏建功都曾出任过《季刊》的编辑主任，沈兼士、周作人、顾孟余、单不广、马裕藻、刘文典、钱玄同、李大钊、马衡、陈垣、刘复、姚士鳌、罗常培等人在不同的时期出任过编辑委员。《季刊》既标志着北京大学的国学研究水平，也展示了北大的学术特色和学术风格。因《季刊》有将近三分之二的内容涉及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分支--历史学的研究，伴随着同时期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脚步声，它在很大程度上即体现了当时史学近代化的发展趋势。百年北大，《季刊》是其辉煌历史中的一页，曾与《清华学报》、《燕京学报》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并称四大学术刊物。世纪回眸，史学近代化是中国传统史学向近现代史学过渡的重要转折。把《季刊》放入北大的学术发展和史学近代化的大趋势中加以考察，可以更加清楚地反映出其自身的价值。
    一、《季刊》与“国学”、“整理国故”
    北京大学曾经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摇篮，是五四爱国运动的策源地。但是《季刊》却以“国学”命名，以“整理国故”作为“发刊宣言”的中心思想。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发生在提倡“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北京大学，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联系到“国学”含义的变化与“整理国故”口号提出的时代背景，则更可以说明产生这一现象的内在原因。
    “国学”这一概念的产生，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国的学术研究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悠久的发展过程，其经学、史学、文学、文字学、音韵学等构成了传统学术的主要内容。经、史、子、集是传统学术分类的代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被历代所遵循的传统治学模式。这并不存在用“国学”来统称学问的必要。变化产生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来。随着西方思想文化的不断涌入，对所谓“西学”的介绍和传播逐渐形成声势，借鉴和使用西方学术观点、方法来研究中国学术的所谓“新学”也初步形成了一定规模。为了与势头强劲的西学、新学相抗衡，也为了与其有所区别，人们把中国的传统学术称为“古学”、“中学”或“国粹”、“国学”。对此，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从不同的立场角度，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荡涤之后，对于国学含义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在去掉了很多抱残守阙、顽固僵化的成份，而增添了一些兼容开放、冷静客观的内容。具体而言，国学指的是中国的学术，即区别于西学及其它新兴的社会科学，以中国传统学术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本国之学。用新的观念和新的方法去看待、整理和研究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是五四以后对国学的新的理解，也是《季刊》赋予国学的崭新内容。
    蔡元培担任校长后，对北京大学的学校体制和学科设置进行了真正具有近代意义的改革。创办研究所的目的是研究学问和培养人才。研究所国学门的研究范围是国学，对于国学的整理和研究，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复杂工程，因为人们面对的是经过几千年的积累、演变而来的传统学术，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成立，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要面对这样的挑战而承担这一任务。
    与带有激烈反传统色彩的、由北大学生创办的《新潮》等杂志不同，也与刻意守旧的、由北大旧派学者主办的《国故》杂志不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激发的新的与旧的、激进的与保守的、前进的与倒退的两种观点和情绪的尖锐对立冲突之后，《季刊》反映的是趋于平稳、冷静和理智的风格。同时，作为北大学术的一个标志，《季刊》也力求比较全面平实地体现作为北大整体的学术研究状况，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对学术问题的探讨上。
    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学术界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如何将传统学术与西方先进的学术思想和方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如何借鉴西方的思想观点来重新审视中国文化，如何完成传统学术向近现代学术的历史转变。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著名学府为代表的中国学术界对此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蔡元培校长提出的“兼容并包”的教育思想为北大创造了重视学术研究和追求思想自由的风气，集大批一流人才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北京大学，表现出的是具有扎实功底的传统学术素养和兼收并蓄的、开放的思想观念。北大的学术风格绝非保守僵化，但也不是标新立异。“整理国故”口号的提出，在当时是对上述问题所采取的一种比较客观的态度和比较可行的措施。
    《季刊》编委会主任胡适在1919年曾经阐述新文化运动的宗旨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注：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在《季刊》的创刊号上，胡适撰写了《发刊宣言》，对他所提出的整理国故的倡议作了详细的阐述。这是一篇十分著名的有关整理国故的宣言。胡适在文中首先描述了在“西学”冲击下所表现出的悲观情绪：“有些人还以为西洋学术思想的输入是古学沦亡的原因，所以他们至今还在抗拒那他们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西洋学术。有些人还以为孔教可以完全代表中国的古文化，所以他们至今还梦想孔教的复兴，甚至于有人竟想到抄袭基督教的制度来光复孔教。有些人还以为古文古诗的保存就是古学保存了，所以他们至今还想压语体文字的提倡与传播。至于那些静坐扶乩、向迷信去自寻安慰的，更不用说。”国学的处境并不乐观，盲目地自大、简单地提倡、消极地僵守，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态度。胡适在总结了自清代三百年以来学术研究的成绩和缺点后，论述了研究和整理国故的方法与原则。第一，扩大研究范围。打破以往国学的狭隘范围，主张国学领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打破一切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认清了‘国故学’的使命是整理中国一切文化历史，便可以把一切狭陋的门户之见都打空了”。第二，注意系统整理。具体包括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交通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制度史。第三，要进行比较研究，反对学术上的闭关自守。“向来学者误认为‘国学’的‘国’字是国界的表示，所以不承认‘比较研究’的功用。”“附会是我们应该排斥的，但比较的研究是我们应该提倡的。有许多现象，孤立的说来说去，总谈不通，总说不明白，一有了比较，竟不经解释，自然明白了。”
    这篇《发刊宣言》使《季刊》在创刊伊始就明确表明了整理国故、研究国学的方法和目的。《季刊》之于国学和整理国故的态度，在当时和以后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