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社会剧烈振荡，使学术风气为之一变。最初是啖助《春秋》学兴起，“有攘异端开正途之功”；继而是文学上的古文运动，造就了唐宋八大家。史学由于自身的滞后性，发展较经学、文学缓慢，兼而又受到经学的影响，呈现出复杂而曲折的变化景况。本文仅就《春秋》学对史学发展的影响，略陈管见。
    一
    中唐新起的《春秋》学对史学的影响，首先表现在人们对史学功能认识的变化上。
    史学功能问题，中唐以前大体存在惩恶劝善、取鉴求治两种基本认识。惩恶劝善，主要是向“为国家者”强调“善不可失，恶不可长”①。取鉴求治，主要是从前代亡国探讨治乱兴衰之道，用以巩固新建政权，因而为历代新政权的创建者所重视。唐太宗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②，诏修《隋书》等五代史。明确地将修史、取鉴、求治三者结合在一起。在这两种基本功能之外，也还有一种情况。即把史书作为“饰主取荣”的工具，如傅玄批评《汉书》那样，“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抑忠臣，叙世教则贵取荣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③唐高宗则更进一步要求修史务必“穷征索隐，原始要终，圣业鸿勋，咸使详备”。④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形成，中央皇权削弱。封建统治者痛定思痛，首先对选举制度进行了反思。代宗宝应二年（763）杨绾上疏请停明经、进士及道举， 主张取士应取孝廉而通经者。李栖筠说得更深刻：夏、商、周三代之政，以忠、敬、文统帅人的行为，前代取士以文，可以由文观其行；唐代以文取士，“以帖字为精通，不穷旨义”，“先王之道莫能行”，“则小人之道长，乱臣贼子由是生焉”。⑤在这一背景下，啖助开始“集三传，释《春秋》”。通过对照《春秋》，比较“三传”，啖助认为，当王纲废绝、人伦大坏的“季世”，唐、虞之化难行，因而应当“立忠为教，原情为本”。他再三强调：“予以为《春秋》者，救时之弊，革礼之薄”，⑥“从宜治乱”。赵匡说得简明而形象：“《春秋》者，亦世之针药也。”⑦这一切启发了对史学功能的一种新认识，即以史经世。杜佑《通典》的问世及其“既弊而思变”的主张，与啖助《春秋》学“救时之弊”、“从宜救乱”是相通的。因此，《通典》被誉为“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⑧《通典》的问世，不仅开辟出一条被后来称之为典制史的史书新系列，而且它的以史经世的主张，启发了对史学以史治心功能的认识，并使以史治心这一功能，自中唐开始产生出极大的效用。
    以史治心，即用历史进行伦理道德教育，挽救逐渐动摇的封建王朝。《周易》有言，“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这已经有“以史治心”的影子，但它强调的是通过学习历史增进道德修养，更好地为人处世。啖助学派在强调《春秋》的“从宜救乱”的旨趣时，还十分明确地提出，《春秋》用历史进行理性说教，是让人明白尊王之道，即所谓“《春秋》以史制经，以明王道”。赵匡进一步归纳《春秋》的“救世之宗旨”为：通过历史教育来“举三纲，提五常”，以此作为“彰善癉恶”的准则，实现“尊王道，正陵僭”。⑨肯定《通典》“经代立言之旨备焉”的权德舆，同时又指责旧史“虽史赞粗言（治乱）而不穷其本末”，强调史学应当明“善善恶恶之义”，“以旌事君，以励使臣，俾百代之下有所惩劝也”。⑩与陆质“同摄礼官”的柳冕，对史学以书法义例进行劝善惩恶的功用，提出新的要求，他说：“圣人之于《春秋》，所以教人善恶也。修经以志之，书法以劝之，立例以明之。”而“求圣人之道，在求圣人之心；求圣人之心，在书圣人之法。法者，凡例褒贬是也。”（11）韩愈“道统说”一出，“治心”问题进一步理性化：“治心”为“正心”，而“正心”是为齐家、治国、平天下进行个人道德修养。（12）
    在这里，要指出一点，即啖助、赵匡取舍三传的原则，与韩愈的“道统说”有着深层的内在联系。啖助集传《春秋》，赵匡取舍三传，提出其损益的标准。其中，有两个概念很值得注意，一为“理”，一为“教”。啖助说：“予所注经传，若旧注理通，则依而书之”：“若理不尽者，则演而通之”：“若理不通者，则全削而别注”。（13）啖、赵对于三传，“虽与经相符而无益于教者，则不取”（14）关于“理”这一概念，啖助认为孔子作《春秋》是“伤主威不行”，所以“首王以正大一统，先王人以黜诸侯”，“称天王以表无二尊，唯王为大”，其“尊王”的目的十分明显。以此注经传则为“理通”，反之则“理不通”至于“教”这个概念，啖助要说得明白一些：“变从夏政，唯在立忠为教，原情为本”，或曰“以诚断礼，正以忠道，原情为本”。（15）啖助是要用“尊王”的“理”来进行政治说教，教人以诚、忠、情。啖助的“理”旨在“尊王”，韩愈的“道”是要维系“君臣、父子”的等级与伦理关系，核心也是“君臣”大义。啖助的“教”强调诚、忠、情，韩愈的“教”为仁、为义，并将诚意、正心作为修身、齐家、治国的先决条件。啖、赵的“理”与“教”虽然粗糙，但与韩愈的“道”与“教”的内在联系却不容忽视。从这里，可以看出啖助《春秋》学的两重性。
    正是由于啖助学派强调“尊王”之为“理”，诚、忠之为“教”，成为与“道统说”的结合点，加以“道统说”的提出者韩愈等又发动古文运动，鼓吹“文以载道”之旨，大倡历史的以史治心这一功能。就统治者而言，以史经世要从社会本身寻找病根，进行变革，往往触及其切身利益，不如以史治心丝毫不触动自身，甚至更有利于维护其既得利益和统治地位。相比之下，他们显然乐意接受后一种方式。这样一来，修史的目的被简单化为“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16）了。宪宗元和六年（811），以史治心的影响已及于朝堂君臣论政。宪宗以“开元致理， 天宝兆乱”，“事出一朝，治乱相反”，究其缘故。李绛用“理生于危心，乱生于肆志”作回答，强调“主心理于中，臣论正于外”，即可“制理于未乱，销患于未萌”。（17）至宋，这种认识更加普遍。范祖禹反复强调“人君一不正其心，则无以正万事”（18），并对李世民杀其兄大加挞伐：“为弟不悌，悖天理，无人伦”，“太宗之罪著矣”。（19）
    以史为鉴，自中唐很少提起。史学的惩恶劝善功用，自中唐起，又演变为以史治心。史学渐渐由探讨治乱兴衰，引以为戒，转向注重伦理道德的内心自省，强调帝王的心术修养，出现章学诚所说“欲尊德性，而空言义理”的趋势，长期影响着此后史学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