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唐《春秋》学对史书体裁和史学范围，更有着直接的影响。
    关于史学体裁的争议与演变趋势，需要略作前伸和后延的考察。唐初官修前代史，纪传体“正史”取得“独尊”地位。自中唐始，编年体在《春秋》学影响下，又渐渐兴起，并展示出难以遏制的趋势。中宗景龙三年（709）元行冲撰《魏典》30卷，“微用编年之法”，“学者宗之”。（34）丘悦又以西魏、北魏、东魏三国“编年而为之”，撰《三国典略》30卷。玄宗开元二十年（732）侍中裴光庭修《续春秋经传》。玄宗对此大加褒奖，认为“欲正人伦而美教化”，“因旧史而作《春秋》”，是“著述之美”。（35）虽然这件事出在啖助兴《春秋》学之前，却也透露出关于二体争议及演变趋势的消息。安史之乱前夕，萧颖士“依《春秋》义类，为传百篇”，起于汉元年，迄隋末，修成唐代第一部编年体通史。（36）啖助《春秋》学兴起后，对纪传体史书几乎是一片骂倒声，很快就出现编年体通史大兴的局面。德宗贞元（785～805）年间，马总撰《通历》10卷；宪宗时，陈鸿（一作陈鸿修）撰成《大统记》30卷。继而皇甫湜的《编年纪传论》出，对二体的褒贬被提到理性高度，认为“合圣人之经”的关键在于“心”，而不在于是编年、纪传等具体形式；即使是纪传体，只要“同《春秋》之是非”，也可以称为“上”。（37）自此始，直至唐亡，史书编纂被编年体所垄断：文宗开成二年（837）王彦威进所撰《唐典》70卷；宣宗大中五年（851），监修国史崔龟从续柳芳《唐历》，为《续唐历》30卷。监修国史不再监修纪传体唐史，而是监修实录和编年体唐史，这也是修史制度在编年史大兴的风气下所起的变化。同年，又有姚康（一作姚康复）撰《统史》300卷。僖、昭年间，陈岳撰《大唐统纪》100卷；陈岳另有《春秋折衷论》30卷，“以三家异同”300余条，“参求其长，以通《春秋》之义”。（37）这显然是啖助学派影响的结果。中晚唐兴起的这一编年体通史风，不仅影响了当时唐史的修撰，到北宋真宗时更有陈彭年《唐纪》40卷、赵瞻《唐春秋》50卷。仁宗庆历中，孙甫又修有《唐史记》75卷。孙甫以刘昫《旧唐书》“多失体法”，乃“为编年体”，并有论92则。司马光曾为之跋，曾巩、欧阳修、苏轼、周敦颐等“皆推重是书”。（38）《资治通鉴》得到宋神宗的赞许，表明自中唐兴起的编年体通史风，经历了约300年，终于取得“中兴”的地位。其后，编年体史书连绵不绝，并衍生出若干新史体，如纪事本末、纲目之类。编年史的“中兴”并取得长足发展，在中国史学发展中，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变化。而其发端，肇于中唐的《春秋》学，这也是无庸置疑的。
    至于史学范围的扩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历史笔记作为一种体裁即将登台，奏议集、诏令集兴起。随着“救时之弊”风气的盛行，“言理道者众”，人们普遍注意现实社会问题，因而着重记述本朝史事，推动了记录琐闻轶事的小说家言的发展。安史乱前，除《朝野佥载》、《隋唐嘉话》外，几乎再提不出什么这类的著述了。可是，德宗以后，记录唐代琐闻轶事的小说大量涌现，并具有十分明确的史学目的。李肇《国史补》（后称《唐国史补》）序称：“予自开元至长庆撰《国史补》，虑史氏或阙或补之意，续传记而不为。言报应、叙鬼神、征梦卜、近惟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这段文字表明：1.为补史氏（国史）之阙而作。2.志怪者不取。3.内容广泛。李肇的《国史补》如果可以视为琐闻轶事类小说进入成熟阶段之作的话，那么刘肃《大唐新语》则是这类小说逐渐注意褒贬、强调伦理说教的代表。刘肃在书的“总论”中明确肯定《春秋》“凭意以制法，垂文以行教”，强调“理国者以人为本，当后生以顺天；立身者以学为先，必因文而辅教”。这两部书都是宪宗时出现的。随后，这一类型的小说便接踵而至。一部分反思开元、天宝前后的盛衰得失，有关于开元、天宝遗事的小说十数种；一部分记晚唐变故，为其衰亡而哀叹。这种类型的书，司马光修《治通鉴》时征引、参考者不下50种，足见其文献价值。到北宋时，这类小说记事成分不断增加，作为琐闻轶事类型的笔记进一步发展。欧阳修《归田录》自称是以李肇《国史补》为式，正说明唐代此类小说的影响。这类小说，自中唐起，经晚唐、五代，日益成熟，宋代则明确以“笔记”为名，取得长足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大史料系列。
    修史采摭奏议集、诏令集，大约始于中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司狐峘修《玄宗实录》，因丧乱之后“起居注亡失”，便主要依据诸家文集，同时“编其诏策”。至五代初，明确规定臣僚有“奏行公事，关涉制置”，“章疏文词，有可采者”，“并许编录送纳”。（39）唐庄宗时，制定诸司送史馆事例18条，将“文武两班上封章”列为仅次于时政记、起居注的重要位置上。（40）编辑奏议集，也是自中唐开始大受重视的。《通志·艺文略八》首创“奏议”一目，列在总集、诗总集等类之后，以唐五代奏议最多。至于诏令集的编纂，在唐代始终受到重视。只不过唐初修《隋书·经籍志》时还是归属于集部总集类，到宋初修《新唐书·艺文志》时不仅将其提到史部，而且立为类目，归属于起居注类下。官修目录的这一变化，正说明诏令集在唐代的发展。 北宋宋敏求在唐代各帝诏令集的基础上编纂成《唐大诏令集》130卷，流传至今，反映了唐代诏令集的发达，也表现了宋代史学范围的扩大和影响。宋、明以来，官私目录史部渐渐专为奏议、诏令分类立目，《四库全书总目》亦在史部载记、职官两类之间专立诏令奏议为一类。这说明，奏议集、诏令集作为历史记录，已经成为史部典籍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这正是从中唐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