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人们对史学功能认识的转变，直接影响到修史制度、修史义例和修史思想的变化。
    首先是修史制度显露出了变化。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宰相、监修国史裴延龄提出，领史职者不宜为谏官。他认为，谏官若兼史官，势必将其所论“朝廷得失”载入史册，成为对君臣一生的褒贬。尤其因谏官多是弹劾、纠察，怎么能让这些带有贬责色彩的议论传之后世呢！自此，终唐之世，谏官不复兼史职。（20）顺宗以下五帝实录的修改，差不多与实录的修纂占同样重要的地位。《顺宗实录》的修改，与其说因“说禁中事颇切直，内容恶之”，不如监修路隋的话更直接：“匹夫美恶尚不可诬，人君得失无容虚载”！（21）《宪宗实录》不管是李德裕“夺他人之懿绩，为私门之令猷”，抑或欲删李吉甫“不善之迹”，还是牛李党争的反映，都是由于史学功能不在总结治乱兴衰而是注重个人修养的一种结果。武宗时中书门下奏修实录体例，反复强调的是，“近见实录多载密疏，言不彰其明听，事不显于当时”，“未足为信”，故奏“密疏并请不载”，以防止打小报告（“密疏”），保证“爱憎之志不行，褒贬之言必信”。（22）
    修史义例的问题，也变于德宗初年。玄宗时刘知几、吴兢等修成睿宗、则天、中宗实录，吴兢另撰《唐书》89卷，以武则天与高祖、太宗、高宗等同列为帝纪。当时，并没有什么争议，也未对以武则天为帝纪提出异议。经肃、代两期，啖助《春秋》学派已露头角，并施放出影响。与杜佑政见颇近的沈既济，在德宗刚一即位，便对吴兢《唐书》“非之”。他强调“善恶之迹，在乎劝诫。劝诫之柄，存乎褒贬。”“则天废国家历数，用周正朔”，“安得以周氏年历而列为《唐书》帝纪？征诸礼经，是谓乱名”。沈既济主张沿用《春秋》记鲁昭公之出例，将武则天纪合入中宗纪，认为这种纪称中宗、事述武则天的做法，可以“名不失正而礼不违常，名礼两得，人无间矣”。（23）沈既济的这一动议，由于终唐之世不再有纪传体唐史修撰，故未得采纳。而到宋代，却显出它的影响。《新唐书》既以武则天入帝纪，又以其为后妃，这在“廿四史”中是绝无仅有的。这自然是符合《春秋》“名不失正而礼不违常”之义了。同时，对修史思想中善恶标准的认识、“良史”观念以及“直笔”的理解等也发生了变化。
    先谈修史中是非、善恶标准的问题。当史学主要是发挥其鉴戒功能时，修史者是力图从前朝危、乱、亡的具体教训中寻找本朝安、治，存的经验。当着史学功能主要在惩恶劝善时，修史者就需要有一个区分善恶的标准。如何寻觅这一标准的问题，在宪宗时提到日程上来了。李翱提出：“用仲尼褒贬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以为本。”“富贵而功德不著者，未必声名于后；贫贱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烜赫于无穷。”（24）李翱的所谓“公是公非”的前提是“仲尼褒贬之心”，它所反映出的史学家的是非观或价值观在“道德全者”，即能够“尊王室、正陵僭、举三纲、提五常”，“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这一关于“公是公非”的思想，对中唐以后史学的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但意义却是消极成分超过积极部分。穆宗长庆二年（822），《宪宗实录》只书河阳三城节度使元韶卒而不载其事。“穷《春秋》微旨”的路隋“立议曰”：“凡功名不足以垂后，而善恶不足以为戒者，虽富贵人，第书其卒而已。”但象伯夷等虽“终身匹夫，或让国立节，或养德著书，或出奇排难，或守道避祸”，而传与管仲、晏婴等同列。（25）这显然是李翱关于“公是公非”思想的发挥，以“立节”、“养德”、“出奇”、“守道”为具体标准。这针对当时行状、碑志多而滥，史官又无取舍的状况而言，有一定积极意义，而历史作为进行伦理道德教育的功能，也由此得以进一步强化。对于历史前进起着推动作用的改革家，则因不符合所谓“公是公非”等标准，统统被斥为“沾沾小人”，不管富贵贫贱，都须以此为准。“《春秋》书为盗无以异”了。（26）因此，人人都成为谨小慎微的谦谦君子，以至“身处班列，而朝廷旧章莫能知者”，导致“史学都废”。（27）
    再谈“良史”观念。刘知几以前，都是以“直书”、“实录”为“良史”的标准。孔子称董狐为“古之良史”，是因其“书法不隐”。班固肯定司马迁“有良史之材”，是“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28）刘知几强调的也是“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29）玄宗时，渐渐出现以是否“具有褒贬”为“良史”标准的苗头。安史之乱前夕，已很明确地从体裁上区分“良史”了，即认为“《春秋》为百王不易之法”，而司马迁《史记》“失褒贬体”。啖助学派兴起，编年史被视为“著述之美”，而“失褒贬体”的纪传史不再被目为“良史”了。等到“治心”以“正心”的理论出世后，“良史”的观念很自然地又被引到这上面来了。大约与韩愈同时的皇甫湜有一篇《编年纪传论》，其中这样写道：“湜以为合圣人之经者，以心不以迹；得良史之体者，在适不在同。编年、纪传，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者耳，何常之有！夫是非与圣人同辩，善恶得天下之中，不虚美，不隐恶，则为纪、为传、为编年，是皆良史矣。”这一篇评论，可以说是对此前“良史”观念的一个总结。其中有继承传统观念的内容，更有赋予时代意义的一面。皇甫浦的“以心”，就是“是非与圣人同辨，善恶得天下之中”，以圣人心中的是非、善恶为是非、善恶。他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既不以“直书”、“实录”为“良史”的主要标准，也不用编年、纪传等体裁来进行区分，而是要用“圣人之心”或“《春秋》”之“是非”来作为“良史”的最高标准。所以，他又说，“今之作者，苟能遵纪传之体制，同《春秋》之是非，文敌迁、固，直如南、董，亦无上矣。舍源而事流，弃意而征迹，虽服仲尼之服，手握绝麟之笔，等古人之章句，署王正之月日，谓之好古可矣，顾其书何如哉！”（30）这样一来，就把以史治心的功用，同史家的修养紧紧扣在了一起。
    对于“直笔”的理解，与“良史”观念直接相关。啖助、赵匡强调“尊王”，但又不隐瞒事实，因而主张采用“避其名而逊其辞”（31）的做法。他们举出《春秋》中若干事例作为此说的根据。如：《春秋》称周天子为天王，以示独尊无二，但也有三处不加“天”字，如鲁桓公弑其兄隐公，周桓王不讨伐，后来周庄王还令荣叔赐命褒德，“自隳释令而庞篡弑”，故不称天王，只书“天使荣叔耒钖桓公命”。（32）不书“天王”等是要表示周天子的过失，辞虽隐曲，而不掩其事实。为此，啖助、赵匡专立《名位例》一目来发明这类“笔法”。自称为陆质私淑弟子的柳宗元，深悟啖、赵此例，提出“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的观点。这是针对韩愈“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的观点所发。除开以无神论反驳有神论思想外，柳宗元强调“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33）“司马迁触天子喜怒，班固不检下，崔浩沽其直以斗暴虏，皆非中道。”这表明，柳宗元没有将“中道”同“直道”完全等同。他采取的是一种折衷的主张，即“宜守中道”，坚持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但不放弃“直道”，即“不忘其直”。换句话，就是既要“逊其辞”，又要不隐瞒事实真相。中唐以降，的确再也难见到董狐、司马迁等那样的“直笔”，而多为“避其名而逊其辞”的折衷笔法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