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季刊》的编辑特色
    《季刊》的编刊宗旨和内容上的特点已如上所述。再从编辑的角度来观察，《季刊》也有自己的特色，有的地方甚至对我们今天改进学术刊物的编辑工作仍有启发意义。
    《季刊》十分重视用图影来配合刊中学术论文所论及的内容。多数刊物用铜版纸印上相关图影随刊一同发表，多者每期达二十余页。这大约可分为三种情形：一种就是为了向读者展示某些不常见到的或新发现的珍贵史料的影印件，供读者观赏和研究。如北京大学藏“顺治八年追尊皇父摄政王多尔衮为成宗义皇帝诏”（注：《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清太宗天聪四年（1630）伐明以七大罪誓师谕”（注：《国学季刊》第1卷第2号，1923年4月。）。另一种是以文附图，即用图影来作为论文的补充和附录。如唐兰的《寿县所出铜器考略》（注：《国学季刊》第4卷第1号，1934年。）一文，配发了多达13页30幅的图影。罗尔纲的《上太平军书的黄婉考》，为说明黄婉就是王韬，附上王韬《读书随记》原文图影和黄婉上太平军书字迹，以资对照。谢国祯的《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考》，附上迁界地域形势变迁图。还有一种是以图附文，即重点在图，因图影而由专家撰写说明或考证文字。如第3卷第3号发表了辽碑9种17幅拓影，然后由孟森跋尾，并为其他学者进一步探讨创造条件。果然在下一期刊物上就发表了对孟文中存疑之处进行研究的文章。《季刊》的这些做法，既可使刊物图文并茂，增加说服力和可信度，也可使编者、作者和读者三方相得益彰，共同交流，拉近距离。《季刊》编者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尽最大努力丰富刊物内容、为读者着想的敬业精神令人钦佩。学术刊物附以多页图影，这在今天仍不多见。
    及时报道学术界动态、学术消息和新的研究成果，也是《季刊》编辑方面的特色之一。《季刊》属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因此在附录中不断报道国学门的重要纪事，包括其学术活动、组织机构、刊物、研究课题、人员配置等方面的内容。由于考古学是当时一门十分活跃的新兴学科，《季刊》对考古学界的活动和发现十分重视，如新发现的石器时代的文化（注：《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蒙新旅行之经过与发现（注：《国学季刊》第2卷第3号，1930年9月。）、燕下都发掘报告（注：《国学季刊》第3卷第1号，1932年3月。）等等。1927年5月，由北京大学、北京历史博物馆、中央观象台等单位联合组成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开始了为期3年半的科学考察，《季刊》发表了两篇这次考察的论文（注：《国学季刊》第3卷第1号，1932年3月。）。《季刊》还不断登载《清华学报》、《社会科学》、《暨南学报》等学术刊物的论著目录，及时刊布北大出版的教授著作目录。
    《季刊》对于来稿坚持只问程度、不问资格的使用原则，只要文章有质量，就可以采用发表。《季刊》作者以北大教授为主，发表率较高的有胡适、陈垣、朱希祖、孟森、刘复、魏建功等人。而在学术界崭露头脚的年轻学者顾颉刚、容庚、郑天挺等人也有论文发表。《季刊》还选择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的高水平学术论文，以“本校研究生成绩”为栏目名称发表，并在文前附有该生指导教授对论文的“审查书”，如由孟森指导、张鸿翔撰写的《明北族列女传》，由汤用彤指导、王维诚撰写的《老子化胡说考证》等。
    按照蔡元培的建议，《季刊》的版面文字均从左向右横排，采用新式标点，文字不拘白话文言，封四附英文目录或提要，间或编有所发论文的目录索引。这些措施在当时的杂志中都是独创的，因而更显得别具特色。
    《季刊》前后经历了近三十年的时间，基本上真实地反映了北京大学的国学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反映出了当时中国的国学研究的状况与变化，也反映出了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过程和特点。《季刊》所发表的一批高质量的论文，对推动和促进研究中国的学术文化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因此，《季刊》所创造的成绩，不仅是北大百年历史中出色的一页，而且从整个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来考察，也具有极高的价值。回顾《季刊》的成就及其所反映的史学近代化特征，对于研究北大学术和20世纪中国史学均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