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季刊》反映的中国史学近代化的特点
    中国史学近代化，最重要的标志是打破了传统史学相对封闭的藩篱，与西方史学思想与方法的接触、碰撞和融合。一方面，继承和坚持传统史学，特别是乾嘉历史考证学的无徵不信、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借鉴、接受和引用西方先进的史学观念和史学方法。妥为处理好这两方面的关系，其结果表现为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课题的变化、治学观念的扭转和治学方法的更新。如前所述，北大所形成的学术风气和研究体制，《季刊》所倡导的整理国故，对于史学近代化无疑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季刊》在诸多方面都明显地反映出了这种发展趋势。
    （一）拓展新的研究领域，丰富研究课题传统史学的研究对象主要以政治史、军事史为主。从《季刊》的内容上看，涉及到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内容更加广泛，视野更为开阔，其中尤以宗教史、民族史、思想史、历史地理学等方面最为突出。
    陈垣的宗教史著述《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分别发表在《季刊》第1卷的第1号和第2号上。宗教史是近现代以来在学术界颇被重视但又公认为艰难的一个领域。陈垣涉及这一领域，并取得了被称为“古教四考”和“宗教三书”的突出成就。上述两文即“古教四考”中的“二考”。火祆教、摩尼教都是流行于唐代的外来异教，文章对于两教传入中国的时间、过程、发生的转变以及与佛、道等大教的关系作了详细考证，注重从宗教与社会政治的变化而产生相应变化这一角度立论。这是首次对这些宗教的系统研究。其他宗教史方面的力作，还有汤用彤的长篇论文《竺道生与涅槃学》（注：《国学季刊》第3卷第1号，1932年3月。），叙述了人乘涅槃的翻译、传译、修改过程，考察了竺道生等人对此的研究和阐释。王维诚的七万余字的论文《老子化胡说考证》（注：《国学季刊》第4卷第2号，1934年。），在比较详尽地掌握了有关材料的基础上，对老子化胡说作了全面性的考证，论述了自东汉老子化胡说之由来，经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诸朝对此说的辩论和禁毁过程。汤用彤的另一篇文章《读〈太平经〉书所见》（注：《国学季刊》第5卷第1号，1935年。），通过对《太平经》和《太平经钞》的对比，得出两书的卷帙版本状况，认定其为汉代之旧书，还论及了《太平经》与道教及佛教的关系。孙楷第的《唐代俗讲之科范与体裁》（注：《国学季刊》第6卷第2号，1936年。），论述了唐代佛教传输的有关情况。
    民族史研究在传统史学中的地位愈来愈显得重要，学者们利用不断发现的新材料，运用新的眼光和新的方法研究、看待民族史，使得这个研究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成绩。《季刊》对此非常重视，相继发表了多篇有份量的论文。陈垣的代表作之一《元西域人华化考》（上编）最早发表于《季刊》的第1卷第4号上。这部著作征引书籍200余种，对元代文化发展状况作了全面探讨，涉及元代西域人在儒学、佛教、史学、礼俗、文学、美术等多方面的成就，通过阐述元代西域各族接受汉文化的事实，纠正了明以来轻视元代文化的倾向。该文被称为“石破天惊”之作（蔡元培语）。全书以专著形式出版时，陈寅恪在为之作的序中写道：“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落，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著作，渐能摆脱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注：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版，第239页。）方壮猷的《鞑靼起源考》（注：《国学季刊》第3卷第2号，1932年6月。）论述鞑靼与柔然、突厥、室韦等族的相互关系，得出了鞑靼族属柔然苗裔、于元明期间壮大起来的结论。张鸿翔的《明北族列女传》（注：《国学季刊》第4卷第1号，1934年。），仿传记体裁，把上起洪武初年、下迄崇祯末年的明朝270年间北方各族妇女关于政治、习俗、通婚、生活等历史状况分族别记述下来，包括女真、鞑靼、兀良哈、瓦剌、哈密、沙洲、土鲁番以及种族未详者。其独出心裁的选题和全面周详的论证，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价值。傅乐焕的《宋人使辽语录行程考》（注：《国学季刊》第5卷第4号，1935年。）对宋辽关系作了相关考证。
    《季刊》对于思想史领域也有涉及。1924年适逢清代思想家戴震诞辰200周年，次年出版的《季刊》第2卷第1号为戴震专号，刊载了胡适用了近两年时间完成的论著《戴东原的哲学》、魏建功的《戴东原年谱》以及容肇祖的《戴震说的理及求理的方法》。这期专号对戴震的生平、思想、学术作了一次深入详尽的研究。胡适《颜李学派的程廷祚》（注：《国学季刊》第5卷第3号，1935年。）、钱穆《龚定庵思想之分析》（注：《国学季刊》第5卷第3号，1935年。），分别对清代思想家程廷祚和龚自珍的思想进行了论述。另外，《季刊》还发表了钱玄同为方国瑜标点本《新学伪经考》所作的长序，篇名为《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注：《国学季刊》第3卷第2号，1932年6月。）。文章阐述了作者对于经今古文学问题的成熟看法，“是站在古代语文学的立场来考辨‘古文经’，只是‘求真’，两不偏袒”（注：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载于曹述敬《钱玄同先生年谱》，齐鲁书社1986年第1版，第185页。）。钱玄同在文章的最后写道：“我们今后解经，应该是以‘实事求是’为鹄地，而绝对破除‘师说’、‘家法’这些分门别户、是丹非素、出主入奴的陋见。”剥下经学神圣的外衣，剔除后人的穿凿附会，才是正确对待经学的态度。
    重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是中国传统学术中的一个显著特点。近代以来，边疆史地研究成为一门显学。《季刊》发表了多篇这方面的文章。如谢国祯的《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考》（注：《国学季刊》第2卷第4号，1930年12月。），对清初东南沿海一带迁界的经过、各省边界的划定、有关迁界诗文的记载以及建界后对台湾的利害关系一一作了论述。孟森撰写的《建州地址变迁考》（注：《国学季刊》第3卷第4号，1932年12月。）考察了满洲建州卫地址的变动过程。建州时期的历史及有关史料被立国后的清朝君主所忌讳，此文对搞清历史真相有一定帮助。另如姚从吾《说阿保机时代的汉城》（注：《国学季刊》第5卷第1号，1935年。）、黄文弼《高昌疆域郡城考》（注：《国学季刊》第3卷第1号，1932年3月。）、唐兰《昆仑所在考》（注：《国学季刊》第6卷第2号，1936年。）等文，也属历史地理方面的文章。
    （二）历史考证学的新成就考证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有着相当长的发展过程。传统的考证（考据）学已由清代乾嘉学者总其成而成就卓著，但却是与经学联系在一起的。本世纪以来的考证学与以往的最大区别之一在于它已经基本摆脱了经学的羁绊而与史学紧密联系在一起，即我们称之的历史考证学。史学的学科独立化趋势，是近代史学发展的一个标志。考证学史学化，从而形成的近代历史考证学，在本世纪初至40年代末是史学界取得突出成就的一种研究方式，也比较明显地反映了中西史学较好结合在一起所体现的史学近代化的特征。《季刊》所发表的大量的历史考证学论文充分表现了这一状况。
    前述之《季刊》关于民族史、宗教史、思想史、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研究，绝大多数即属于运用了历史考证学的研究方式，反映了历史考证学领域的扩大，已经远远超出了以往的文献考证的局限。
    除此之外，《季刊》也发表了对史书、史料和史家的考证文章。如朱希祖的《萧梁旧史考》（注：《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汉十二世著纪考》（注：《国学季刊》第2卷第3号，1930年9月。）、《汉唐宋起居注考》等。其他如李正奋《魏书源流考》（注：《国学季刊》第2卷第2号，1929年12月。）、王重民《千顷堂书目考》（注：《国学季刊》第7卷第1号，1952年。）、陈乐素《徐梦莘考》也都是史学史和历史文献学方面的考证学成果。顾颉刚在《季刊》上撰写发表了《郑樵著述考》（注：《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和《郑樵传》（注：《国学季刊》第1卷第2号，1923年4月。）两文。南宋史家郑樵的史学思想及其《通志》的价值，曾长期不为人所注意。顾颉刚很早就对郑樵发生兴趣，认为《通志》是一部有“创见”的书，郑樵是一位有独创性的史学家。他说郑樵是引导他走上怀疑古史的道路上的古人之一，“郑樵的书启发我做学问要融会贯通，并引起我对《诗经》的怀疑”（注：顾颉刚：《我是怎样研究古史辨的》，《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11页。）。
    从《季刊》所发表的历史考证学成果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发展趋势，即考证学正在摆脱旧有的窠臼，考证也并非仅仅是为了考证，而是更多地联系到了历史的和现实的诸多问题。而下面所提到的对新史料的运用，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历史考证学的发展。
    （三）重视介绍和使用新发现的史料重视新史料，利用新史料研究历史，这一现象为当时的史学近代化注入了生机。陈寅恪曾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注：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从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版，第236页。）《季刊》非常及时地反映出了这一潮流。本世纪以来所发现的最重要的新史料是甲骨文、敦煌文书、秦汉简牍和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对这些新史料的研究和运用这些史料进行相应研究，是具有时代特征的新课题。《季刊》对这四种新史料都有涉及。容庚的《甲骨文字之发见及其考释》（注：《国学季刊》第1卷第4号，1923年12月。），对于甲骨文从被发现到引起重视及至被视为重要的地下材料的全过程作了叙述，对将甲骨文考释的大致情形分别作了说明。《季刊》还分期登载了伦敦博物馆和巴黎图书馆所存的敦煌书目（注：《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第1卷第4号、第3卷第4号。），在第3卷第1号刊物上影印了8页敦煌石室存残刻本韵书，以飨读者。1934年，北大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成立后，设置了考古室、明清史料整理室。考古室收藏了5000余种古器物，两万余份文献资料和金石拓片。考古室还与其他单位联合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新疆一带发掘了一万多件汉简。对于这些文献及实物资料的研究成果以及科考报告，陆续发表在《季刊》上。如马衡《记汉“居延笔”》（注：《国学季刊》第3卷第1号，1932年3月。）、黄文弼《“兽形足”盆形像考释》（注：《国学季刊》第3卷第3号，1932年9月。）等文章就是西北科考后的研究论文。明清史料整理室购入清内阁大库所藏有关明清史档案60余万件，由孟森主持对这些史料的整理、研究和付印工作。研究成果也多在《季刊》发表。
    （四）介绍和引入西方有关学术成果和资料，把中国史放入世界史的整体中加以考察以一种开放的历史观重新审视自己，是20世纪初以来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又一个特征。《季刊》发表有西方学者的论文，如伯希和的《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注：《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伊凤阁的《西夏国书说》（注：《国学季刊》第1卷第4号，1923年12月。）等，还有罗福苌译的存于英国和法国的敦煌书目。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有姚从吾的《欧洲学者对匈奴的研究》（注：《国学季刊》第2卷第3号，1930年9月。），全文达六万余字。文章首先概述了冒顿阿拉提在欧洲史上的地位和对匈奴研究的经过及最近趋势，然后详细叙述了法国学者得几内关于“匈人即是匈奴”的推论、德国学者夏特的“窝耳迦河的匈人与匈奴”的说法、荷兰学者底哥柔提的纪元前的匈人的观点。文后附有从欧洲学者专著到普通百科中所见到的匈奴研究的情况介绍。让中国学者了解国外对有关问题的研究状况、向中国学术界介绍外国学者及其学术观点，该文作出了有益的尝试。陈受颐的《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儒教观及其反应》（注：《国学季刊》第5卷第2号，1935年。），认为以往论者过分注重西方科学知识和器械的输入而忽略了双方传统文化的双向交流和渗透，他在文中特别指出：“其实两方思想上的交换，问题甚大，不该看作西洋历算介绍之附庸。耶稣会士不特传播西洋思想和文化于中国，同时也传播中国思想和文化于西洋。在十七八世纪西洋思想史当中，……中国文化都曾供献过相当的材料和观点。”这种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意义。
    （五）提出新问题，阐发新见解具有持续性和时效性功能的学术刊物出现的本身，就是史学近代化的一种形式。《季刊》在为学者提供了发表学术研究成果的园地之外，也不失时机地刊登一些具有时代气息的新问题和新见解的论文或讨论文章。胡适在崔述的《崔东壁先生遗书》刻成100周年纪念日前夕，在《季刊》上撰写了《科学的古史家崔述》（注：《国学季刊》第1卷第2号，1923年4月。）一文，首次积极地肯定了崔述史学成就的意义。他写道：“我深信中国新史学应该从崔述做起。用他的《考信录》做我们的出发点，然后逐渐谋更向上的进步”。“简单说来，新史学的成立须在超过崔述以后，然而我们要想超过崔述，必须先跟上崔述。”崔述对古史辨派产生了直接影响，《考信录》至今仍是学术界研究的课题，胡适对崔述学术的阐发，在近代学术史上有一定意义。
    罗尔纲的《上太平军书的黄婉考》（注：《国学季刊》第4卷第2号，1934年。），将王韬的《读书随记》和以黄婉的名义上太平军书的内容相互对照，从笔迹、遣词用语等方面证实黄婉就是王韬，王韬曾经给太平天国起义军上书。这个结果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影响。
    孟森就是否禁毁《清史稿》这个在当时存在很大争议的问题，在《季刊》上撰写了《〈清史稿〉应否禁锢之商榷》（注：《国学季刊》第3卷第4号，1932年12月。），提出自己的看法：“《清史稿》为大宗之史料，故为治清代掌故者甚重。即使将来有纠正重作之《清史》，于此不满人意之旧稿，仍为史学家所必保存，供百世之尚论。”孟森是著名的明清史专家，他的意见得到了人们的重视。
    沈兼士在《季刊》创刊号上发表了《国语问题之历史的研究》，倡议中国语言文字需要改良，即使从历史上看，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胡适为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一书作的序，以《校勘学方法论》为题在《季刊》上发表（注：《国学季刊》第4卷第3号，1934年。）。他称赞“陈援庵先生校《元典章》的工作可以说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伟大工作，也可以说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次走上科学的路”。胡适对陈垣校勘学方法的肯定和总结，对于校勘学的最终确立起到了推动作用。
    《季刊》出版到第7卷的时候，时间已进入20世纪50年代。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历史研究状况，也在刊物中反映出来。第7卷第2号发表了郭沫若的《中国奴隶社会》，这是郭沫若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阐述其殷周奴隶制观点的著述。文章列举材料证明中国古代社会不仅存在奴隶社会的发展阶段，而且殷代和周代就是奴隶社会。第7卷第3号发表了徐特立运用唯物史观作指导而撰写的《研究历史的目的与方法》一文。这一期也是《季刊》的终刊号。
    《季刊》还发表了相当数量的语言、文字、语音方面的论文，其中以著名的语言学家刘复和魏建功最为突出，充分反映了北大在该研究领域的雄厚实力和出色的研究成果，本文对此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