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志自宋代定型以来，历元、明、清三代稳步发展，形成了普遍编修，代代相传的格局。随着方志编纂实践的进展，探讨方志理论之风日盛。章学诚从整体史学观出发，系统阐述方志学原理，被称为古代方志学之集大成者。梁启超说：“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18号。）。章学诚的方志理论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形成的，其核心是以“方志乃一方之全史”来界定方志性质，并由此以史法论志。十九世纪后期及二十世纪初期，西学东渐， 中国历史学发生巨变， 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一文，倡导“史界革命”，中国方志学随同“新史学”一道在二十世纪前期也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傅振伦在1928年曾指出这种趋势：“书之作也，必应乎潮流。则方志之修订，不宜专详沿革与地舆矣。即虽不能完全与新史学相吻合，亦必求其近似而已。”“今则新史学出而志亦当与之俱变其体例矣”。“志犹史也，近世且有科学化之趋向矣。则今之修志，其必以社会体相之‘志’为重心也审矣。”（注：《修志刍议》， 载《傅振伦方志文存》， 黄山书社1989年版。）1935年他出版了《中国方志学通论》，在自序中说：“近人即昧于先哲志乘精义，又不讲求新史因素，操觚修志，每斤斤于文字之雕饰，抹煞事实，或广录载籍，忽略现代，自以为工，实深乖史体，余则极力矫成之。”从中可以看出本世纪前期方志学理论变革的路标走向，是紧紧跟随“新史学”而反思、扬弃传统方志观，以求与中国历史学同步向现代转型。而二十世纪后期方志学理论研究，发生新的路标转向，总的趋势是脱离历史学而力图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形成了与历史学截然不同的方向选择。面临新世纪的到来，很有必要反思这段历史、以助于找准方志学的发展方向。
    进化史观的反响
    西方史学理论最初主要是通过社会学中的社会进化理论介绍到中国来。清末民初的一些方志编纂者，已在他们的序文中对“进化论”观点表示赞同。如1908年成书的《开原县志》罗保书序云：“且旧志目例，于现时观念不合者，宜增者增，宜删者删，务期于人心社会进化概念能相合，而借以鼓吹其精神”。同书保清序云：“有可以引起其进化心，渐而为进化之实行者，曰惟本邑之历史志成。”1926年成书的《兴城县志》王恩士序云：“县奚为而有志？所以写一邑之事情也，犹之个人之传记，国家之历史也。人类生活有继续之进化性、永存性。因今知古，以旧生新，物情所以而有进益。一县为一国之缩影。县志者，即所以将此县之历史、地理、政治、教育、交通、人物、古迹、民风等，自原始起至今日止，记一段落，存作凭借，此后始再能由此段落起点，更行推演，以觇进步，以抵无极。”方志之性质是地方之史，其发展变化就是人类的“进化性，永存性”。以进化史观来指导编志，来看待历史发展，比起古代方志观无疑是一种进步。
    李泰棻是20世纪初期接受西方史学理论较有成就者之一，他于1926年出版《史学研究大纲》一书，被认为是本世纪初期对史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著作之一。他于1935年出版《方志学》一书，从理论上阐述进化史观与方志学的关系。他认为：“一切现象，不外二种。一曰循环状，一曰进化状。”“学之属于循环状者，谓之天然学，学之属于进化状者，谓之史学，故史者，研究进化之现象也。”方志“必为记载及研究一方人类进化现象者无疑。”李氏还特别指出：“山岳河湖，固属自然生成，研究其造成原因，此乃地文学家责任，若研究其与人类之关系，为史学应有叙述。”以人类进化之观点，否定了方志为地理书之看法。李氏还认为：历史学发展到今日，“始进化而为史学时代，即以史为科学，排比史实而整理之，以阐明其因果。而各时代学者对于史之观念，亦各不同。”接着他据中山久四郎《东洋史研究法》所载，列举了十种史观，并认为人类进化现象是“综合文化史观”。
    修志目的之重新审视
    中国古代方志理论，认为方志主要是用以资治垂训、教化褒扬和为国史取裁之用。随着二十世纪西方史学的传入，史学界开始重新认识历史功能，传统史学的“垂训”和“资治”观已不能适应时代要求。而借助西方史学新观念，认为史学的目的在于改良现在与规划未来，体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因果内在联系。这些看法也促使方志学者重新审视方志的功能。如傅振伦在《编辑北平志蠡测》一文中说：“吾国史乘之滥，在于重个人而轻社会。”“史重个人，而垂训、资鉴诸种史观大兴。一部二十四史，几同伦理书，初非切实之学。”由于“垂训谬见，流传至今。切实之学，反成虚玄之篇。居今修志，应加改革。宜除道德之空谈，侧重物质方面。自马克思唯物史观表扬于世以来，而社会嬗变（社会之嬗变，即人类之历史），恒视经济之变更为转移之理大明。故欲阐明事理，须求当代经济状况。今后必加详于地理之自然资源、人文地理以及扩充旧日史志食货门类目。”（注：载《傅振伦方志文存》。）
    方志编纂的目的从资治垂训转向反映一地之历史发展情况，象过去那样仅仅靠当地档册资料已难以得到正确的认识。当时中国饱受列强侵略之苦，一些有识之士力图通过方志增强爱国之志。主张方志记述，要从“中外优劣强弱之势”出发，从更广阔的背景下反映真实的历史情况。以反映“社会嬗变”，取代道德空谈，这是对方志功能的推陈出新。张元奇在1915年成书的《铁岭县志序》中说：旧志“皆矜矜于文字之雅驯，其于古今世界政治，往往封固自足。以语于体国经野得失之原故，未易言深切著明也，况其下焉者乎。”“斯志之目例，故亦不无文胜，而详于民事，谂于中外优劣强弱之势，其为功既甚勤。其思所以慎固疆圉，以保我子孙黎民之心，盖亦亟矣。”有的方志纂修者还具体分析形势变化，指出修方志可起到让人们了解进化道理，催人奋起的作用：“（前志）盖续修于咸丰七年者，距今已六十一年矣。此六十年间，世界潮流风云变幻，创千古未有之奇局。开原僻在一隅，亦随潮流俱进。……本邑地居要冲，内蒙部落控其北，南满铁道枕其南，形势修广，实为辽阳北门之管。登高俯瞰，市廛栉比，汽笛鸣鸣，北通欧洲，南达海岸。古为边塞荒凉之区，今当欧亚交通之冲，进化之速，有如是哉！嗣兹以往，竞争愈烈，天演公例，适者生存，邦人君子其亦有所感而兴起乎？”（注：《开原县志序》（1919）章启槐序。）有的公开批评“闭关自守”之士，不可能反映一地之历史变化。“运会不同，见闻互异，闭关自守之士，难语于交通进化之时。以言舆图、轮轨有今昔之异；以言政治、风气有中外之殊。教育不尚夫科名，实业竞争乎欧美。自治则区村有制，司法则独立有权。赋税也，有国家地方之分；法律也，有平等自由之例。他如天然物之发明，人造物之研究，无不日新月异，随时势为变迁。”（注：《绥中县志》文益序。）所以黄炎培在主纂《川沙县志》时，特别强调从世界整体形势研究记述一地之历史发展。他认为：“一地方之治乱盛衰，往往根于其国运，苟地位特殊，或且进而随世界大局以为转变。治方志者仅仅着眼于所在一隅，而不能驰神全国乃至全世界，则所窥见之因果关系，必失之偏隘，而莫能真确。”（注：《川沙县志·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