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商代青铜文化的崇神性
    古老的文化或文明都有自身独特的对自然、神灵及祖先的认识观念。但不同文化群体对诸神的看法有异，随时代及社会文化的变迁而变化（但不会随之绝迹）。对神灵的崇拜既是民族性的反映，又与时代密切相关，是人类早期思维发展具有共性的特征之一。宏观上看，原始民族比先进民族的宗教情感更炽烈，所尊之神也更普遍，具有泛神论的特色；文化越进步，文明程度越高，理性成分愈浓，宗教情感也就越发淡漠，但宗教的内涵也随之显得愈深奥。
    根据现有考古材料，人类的宗教意识至少在山顶洞人时期就已存在，新石器时代的人们产生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灵物崇拜、祖先崇拜等宗教观念及与之相应的膜拜仪式。
    商民族原是东方的一个原始大部族，具有早期民族泛神论的共性。商汤灭夏桀，建立商朝后，根植于深厚土壤中的这一民族特性自然而然地被继承下来了。
    《礼记·表记》在评论夏、商、周三代社会意识的异同时指出：“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文献中尊神先鬼的记载可证之以殷墟卜辞。卜辞表明，商是一个极为迷信的民族，信仰多神，崇拜天神、地祇、人鬼；商代的遗址和墓葬中普遍存在着人殉人祭现象，也说明了商代人强烈的宗教情感和其文化浓郁的崇神性。
    创造和供奉神灵是一种宗教行为，早期萌发阶段的宗教往往需要通过外在媒介扩大宣传和影响以促进传播，也就是说，精神的东西需要一种物质载体。青铜文化是奴隶制文化的代表，也是商殷宗教文化的物质载体，青铜礼器用以烹煮、盛装祭祀物品荐献给诸神，乐器用以演奏祭神之乐，以娱神，沟通神人以求神佑。礼乐器上凝聚了商代人尊神先鬼的民族特性，从而使青铜文化进入了自身发展的第一阶段：尊神阶段。
    1.青铜器的功用和礼器的组合服务于尊神先鬼的意识。
    商代青铜器品种齐全，数量繁多，多是不同场合祭祀鬼神和其它诸神的礼乐器，构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器物首要任务不是为人服务，而是服务于鬼神。商代的礼器就其重要性而言，首推铜鼎。鼎的外在造型和实用功能不尽相同，形状不同的鼎用途也有一定的分工，但主要是烹煮肉食，实牲祭祀和宴飨用器，也是国家政权、个人身份、地位的标志。
    鼎是祭神时的主要食器之一，商代中小贵族一般使用一具或二具，但王室贵族用鼎很多，妇好墓出土大小方圆鼎三四十件（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总的来看，商代的用鼎制度不如西周那样有严格的规范，中小贵族所拥有的一二件鼎可能用于一切礼仪场合，但高级贵族可能在不同场合使用不同的鼎。普通人无力铸鼎，或许用陶鼎祭祀，因为“礼不下庶人”的规定似在商代还未出现。
    商人好酒，并以原始素朴稚拙的心理把自己好酒浪漫之风附会到诸神身上，认为神亦嗜饮，于是商代的酒器十分发达，是众多青铜器中数量最大、品种最多、制作最精的一类。种类主要有爵、卣、尊、斝、觚等。它们的首要任务与鼎一样，不是为人服务，而是为鬼神服务。
    《博古图》卷十四：“盖爵为饮器为特小，然主饮必自爵始，故曰在礼实大。爵为彝器为至微，然而礼天地、交鬼神、和宾客以及冠、昏、丧、祭、朝娉、乡射，无所不用，则其为设施也至广矣。”爵可能是商代青铜器中数量最多的一个品种，几乎所有的墓葬中都有出土。它与其它酒器同出，墓中陪葬青铜饮器最低限度为一爵一觚或一爵一斝，据《仪礼·特牲馈食礼》记载，也有二爵二觚四觯一角一散（斝）组合的。不过根据出土情况看，以爵、斝组合最常见。《礼记·礼器》说，祭祀时，“尊者献以爵，卑者献以散（斝）。”
    爵、斝与鼎相配，构成商代礼器最基本的组合单位。
    尊和卣亦是重要礼器。金文中将礼器统称为尊彝。尊象双手捧酉形，彝象双手献沥血的鸡，二者合起来意为尊酒奉鸡彝祭礼。这两个汉字明显反映出青铜礼器的基本功用。酒尊的造型有圆形、方形和鸟兽尊三大类。卣是盛装香酒的器皿。《尚书·洛诰》：“以钜鬯二卣”，《诗经·大雅·江汉》：“钜鬯一卣”，盂鼎铭文：“赐汝鬯一卣”。卣的基本造型是圆形，长颈，似壶，有提梁。也有仿生的虎人卣、鸮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