鸮在商代受到推崇不是偶然的。它昼伏夜出，死去的先祖的魂灵在青天白日的强光之中，迫于阳气太盛也不能出游，但喧嚣白天过去后，夜幕降临，黑暗笼罩大地，阴气复出，魂灵就又可以四处游荡了。于是，商代人就把鸮与灵魂联系起来，夜行的鸮自然而然地成为先祖灵魂的载负者，也就成为神人之间沟通的媒介。所以，为后世所厌恶的鸮在商代却有特殊的功用，是具有神性的东西，积淀了商代人的宗教感情。
    商朝是以商族为主体、兼融异族建立起来的政权。政权建立前，商族尚处于原始时期。商朝建立后，地域上扩大了，但文化上的一统性尚未建立，各地的文化传统保存着，名义上接受商王共主的地位或商王委派的官吏。同时，同一个大部族的文化也各有异，祭祀与崇拜的对象可能各不相同。商殷青铜器中仿生动物或许有一部分就是不同集团的图腾，是被崇拜的对象，象尊的主人以象为图腾，犀尊的主人以犀牛为图腾……以此类推。它们不用于日常生活，而用于祭祀，一方面，它们本身是被崇拜的对象，另一方面，在某些场合又可以有被用于祭祀其它神灵。
    出土于殷王室旧地的仿生器物部分是异族遗物，以图腾进献给商王，以示对共主的尊重，承认自己已被纳入商王朝之中；反之，商王朝将商族的图腾赏赐给方国，以示对它的接纳。
    4.方国遗存显现出自然崇拜的底蕴。
    商朝建立后，疆域扩大。《诗经·商颂·殷武》追记道：“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武丁以后，随着大量对外用兵，领土进一步扩大。据甲骨文记载，在商王畿及边远地区，分布着众多方国，方国与王室之间经常发生战争，被商王征服之地，较近的分封给诸妇、诸子或近臣，较远的多半由原来方国部落首领继续统治，方国首领接受商王的封号，承认商王共主的地位。
    战争及随之而来的封号使中原文化与各区域的土著文化之间进行交流融合，青铜冶铸技术和某些祭祀活动也远播到四周，并且很快与当地的社会习俗和宗教信仰结合起来。由于方国的文明程度远远落后于商民族，所以，其遗存的宗教特色也更浓。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几个方国遗存中出土的铜器群明显看出。
    城固铜器群分布于陕西省城固县，是武丁前后的方国遗存。先后发现铜器400余件，品种有鼎、簋、尊、罐、钺、面具。 礼器与殷墟类似，但钺和面具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钺身中部有圆形透雕虎纹。面具有人面与兽面之分，人面五官毕具，透雕有孔；兽面具呈牛头形，高15厘米～18厘米，神情狞厉恐怖，可能是巫具，为巫觋祭祀鬼神时戴用（注：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考古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城固铜器群”条，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86年。）。
    三星堆祭祀坑分布于四川省广汉市，是商代后期的祭祀坑。坑内出土的青铜尊等礼器与殷墟的相似。但其中70余件青铜人立像、人面像、人头像面具和神树独树一帜。有的面具突出表现大耳、深目，就象千里眼与顺风耳，可能是祭祀用的法器；高2米多的人立像可能是巫师； 神树是本民族的崇拜物。祭祀坑中还出土了一件龙虎尊，龙虎人的主题具有深刻的含义（注：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汉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0期。）。
    宁乡铜器群分布于湖南省宁乡及黄村一带，是商代晚期的铜器群。器物多出自山岳南坡下或水北岸边上，应是祭祀山川等自然神的遗物。品种有鼎、卣、尊、铙等。器物上常饰虎纹。相传虎人卣就出土于此。虎张口露齿，呲牙裂嘴，十分凶残，人足踏在虎爪上，手搭在虎肩上，身向老虎，面向外望，显得孤苦无助。创意构思大胆新颖，意义深刻（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242页～243页。）。
    新干铜器群出土于江西省新干市大洋洲商代晚期的墓葬之中。种类很多，最引人注目的是头戴犄角的双面人神器和器物上极为普遍的虎纹装饰。器耳是立体圆雕的虎，器身上有平面虎形，还有形式多样的面具，也许是巫觋作法时所戴的神器（注：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新干大洋州商墓发掘报告》，《文物》1991年第10期。）。
    苏埠屯铜器群出土于山东省益都商代晚期墓葬之中，是商代晚期方国薄姑氏的遗存。有鼎、矛、钺、戈、镞、铃等礼乐兵器，多数器物风格与殷墟同类器类似。值得注意的是两件大钺均饰镂空人面纹，可能是标志死者身份地位的权仗器，具有神圣的功能（注：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益都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文物》1972年第8期。）。
    这些方国遗址的文化特征与商王畿文化总体上是一致的，说明商王朝的势力已远播到边远地区，也说明在时间差距不大时文化具有趋同的性质。但是，方国遗存也有两个十分明显的个性。
    其一，大量面具的存在。面具或为人物，或为动物。线条简洁，面部表情狰狞恐怖，头上戴双角或以夸张的手法突出面部其它器官，以与普通人面相区别。类似的怪异神人或兽面在稍早的良渚文化玉器如琮、璜等礼器上普遍存在，标示器物具有神性，青铜面具当具有同样性质。根据民族学材料，萨满巫觋的法器中包括插着鹿角的帽子，作法时，巫觋借助帽子的神力，成为鬼神的代言人。殷商时期方国中的人兽面具就是巫觋的法器。它们的普遍存在与当时弥漫于整个社会尊神先鬼的宗教信仰及借助外力可以与鬼神沟通的观念密切相关，是时代精神之如实反映，是更为赤裸的宗教情感的物化。如果说商王畿内青铜文化的尊神性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礼的制约的话，那么，相对落后的方国的这一特征表现得更为执迷与狂热。
    其二，虎的普遍存在。山东苏埠屯大墓中出土青铜器上有虎纹（注：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益都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文物》1972年第8期。）， 安徽有阜南月儿河出土的龙虎尊（注：葛介屏：《安徽阜南发现殷商时代的青铜器》，《文物》1959年第1期。）， 江西有大洋州出土的圆雕伏鸟双尾虎及鼎耳等器上的立虎与伏虎（注：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新干大洋州商墓发掘报告》，《文物》1991年第10期。），湖南有虎食人卣（注：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青铜器》，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四川有龙虎尊（注：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汉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0期。）；山西有透雕虎纹（注：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考古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城固铜器群”条，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86年。）等。殷墟出土的器物上也常有虎纹图案，如司母戊鼎耳及妇好钺身上都有两只侧面的虎张开血盆大口，虎口之间是一人头（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为什么相距遥远的地区会有同一种仿生动物同时出现呢？是什么纽带把不同地区和文化的人们连在一起呢？推测虎是商王朝的崇拜物之一，各方国在重要的器物上铸刻虎纹以示归顺，承认商王的权威，信仰商民族的信仰。虎的形象生动活泼，是纹样的主体；人的表情惊恐无助，身体依附于虎，处于从属、被动地位，更衬托出虎的威严。如，龙虎尊的肩上饰龙纹三条，龙身隆起，龙首探出下视，有双角，臣字眼，血盆大口，利齿微露。龙首下各有扉棱三道，扉棱间有虎纹、饕餮纹及人。虎一首双身，耳朵翘起，面目狰狞，大口张开。人作蛙形匍匐状，细颈、宽肩、窄胸、手肘上举，双腿弯曲，足尖向外，头已不见，似被虎吞噬于口中。龙虎躯体线条极为流畅，形象生动，有很高的美学价值，不惟如是，器物以龙虎为主题图案，将当时最常见的饕餮纹作为衬托，应该有着特殊的意义。龙在上，虎居中，人位于虎下，布局颇有匠心。在上的龙代表上天，在下的人与他所处的位置相符，代表地上的人世间，居中且口中吞噬着人头的虎介于天上人间，或许是起勾通作用的媒介，同时它还是被吞噬的人所处部落或氏族的保护神--图腾。类似的题材还有前面提到的虎食人卣。这个主题所表现的是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关系。人正是在无助的时候才需要保护，也只有当人需要保护时，图腾的作用才愈发明显。所以，商周时期，人与图腾在一起时，图腾总是有神威的，而人却是谦卑弱小的。
    虎之所以被供奉为图腾，是因为它具有无边的神力。葛洪的《抱扑子》记载：“骑虎奔”可以“周游天下，不拘山河”，《道藏》指出：“凡用虎矫（奔）者，……游太空及洞天福地，到处自有神祈来朝觐。”这些汉晋以后的记载却被更早的事实验证了。早在新石器时代，有的墓主身边有用蚌壳摆成的龙虎形象（注：濮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3期。）， 青铜器上的人虎形象更为写实具体，人蹬踞在虎足上，竞与后世记载的“骑虎奔”不谋而合。由此可见，认为老虎具有上天周游，与神仙往来，下地巡游，以通达天机的神力之观念由来已久。人及虎身上的云雷纹正是表示天上的云朵或云层。虎还常与龙在一起，龙虎相衬，更是神力无边。
    物质文化往往是上层建筑文化的载体，它随着社会思潮的变化而变化。商民族尊神先鬼，故其物质文化尤其是青铜文化如实地反映出这一特点。然而，随着武王伐纣，商亡周兴，青铜文化的面貌也随之发现了相应的变化，从而青铜文化进入第二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