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铭文成为载礼的重要工具之一。
    周代青铜器外的装饰日渐简化，但器内的铭文逐渐加长。铭文是周王室或贵族家族的档案，内容包含了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生活的方方面面。最多的是祭祀典礼，其次是征伐记功，证实了周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时代特色。再次有赏赐锡命、书约剂、训诰群臣、称杨租先等，具有显而易见的记载史实、弘扬礼教的目的。
    西周铭文的普遍出现与字数的加长有相应的社会背景和原因，与周初的指导思想密切相关。周亡商后，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加强礼制建设，作器铸铭，本质也是礼的要求，即利用铜器表这块小小窗口，把祖先天子及自己的功绩铸刻于其上，既可以使后世子孙不忘其祖、其本、了解其先人的作为，又可作为垂德宣教的领地。正如《墨子·鲁问篇》所说“功其邻国，杀其民人，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及《礼记·祭统》所述“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传世的钟鼎彝器上的铭文证实了文献中的这些记载。“钟鼎盘盂多为祭顺，故其铭文亦多记祭礼典礼。其中如《大丰簋》之记衣祀文王，事喜上帝；《令方彝》之记用牲用；《献侯鼎》之记成王大在宗周。”（注：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文物出版社，1984年。）“从上述的例证中，我们可以看到西周铭辞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自祭祀征伐以至称扬先祖，均有记事。这和殷代的简单的勒名记事有很大差异。殷代铭文以一到五六字为多，最长也不过五十字。西周铭文有长至四五百字的。”（注：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文物出版社，1984年。另见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4.东周人对青铜礼制的双重矛盾心理也反映了礼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西周初期，周天子分封旧臣和庶子为诸侯以屏潘周室。受封的诸侯带着奴隶和宗室来到封地，宗周文化渐与土著文化交融。开始，一方面，政治上的宗法制及旧臣与天子的亲密关系把诸侯与王室紧密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新建立的侯国根基不深，经济不发达，而周王室拥有强大的军队和雄厚的经济实力，所以诸侯对周王室还多有倚赖，尚能遵循周礼，承担自己的职责，故而各地墓葬中出土的鼎簋之数基本与墓主的身份相吻合。然而，经过西周二三百年的发展，诸侯在血缘上与宗周的关系越来越远，礼乐制度对他们的束缚越来越小，他们在周王室以外形成一个个独立且强大的新侯国，一些国君僭用天子之礼，使用九鼎八簋。不过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的地位还是十分牢固的，如周幽王为博得宠妃褒姒一笑，不惜蜂火戏诸侯，而诸侯一再赶来相救，足以证明周王室仍具有号召力。然而幽王如此戏弄诸侯，又是在周王室势力渐衰、诸侯坐大的不合时宜的情况下发生的，无疑给自己埋下了隐患。随着平王东迁，王室国力削弱，周王威信扫地，出现了“礼乐政刑自诸侯出”的局面，尤其是春秋中期以后，僭越之风日盛，诸侯普遍使用九鼎八簋。天子面对日益强大的诸侯王国和削弱了的周王室也不得不承认既定事实，对鼎簋之制作了一次调整，将各级的僭越以礼的方式予以肯定，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仪礼》中的记载，在使用鼎簋的数量上将诸侯与天子一样对待，其余各级也都相应往上提了一级。
    春秋战国之际，大国争霸，七雄并立，王室进一步衰微，社会处于巨大的变化动荡之中，不仅贵族僭礼越等，就是庶人也违反了“礼不下庶人”的礼制规范，虽然他们没有经济实力铸造铜器，但战国时期的小型墓葬中普遍出现了仿铜的陶礼器。
    透过贵族和庶人僭礼越等，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十分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僭越礼制是对周礼的反动，说明了人们对天下共主的地位产生了怀疑，是对旧有周礼的不尊重；但另一方面，人们僭越周礼而不是摈弃周礼，说明礼在人们的心目中还有一定的地位，人们对礼还是推崇的，至少对礼的外在形式给予了关注。上至贵族下迄平民之所以热衷于僭越周礼中规定应享受的等级，使用本不该使用的鼎簋之数或用仿铜陶礼器，正表明不同等级的人都希望通过礼来提高、标榜自己的地位等级，表明人们渴望有更高的礼制待遇。虽然这种崇礼带有很强的虚伪性，僭越者不乏只打着周礼幌子的人，与礼制的初衷相去甚远，但毕竟还没有完全抛弃它。
    5.春秋战国时期青铜文化的双重性说明周礼的影响尚未彻底消失。
    自西周至东周，毕竟时代不同了，社会有了很大的进步与发展。侯国和王室的政治、军事、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周王室独占的天下一统的中国文化在地域上进一步向外扩展，在深度上向内推进，地域文化繁荣，思想文化界十分活跃，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社会的巨大变革，文化的空前繁荣打破了周天子一统天下、周礼的绳索将天下紧锁的局面。这些变化无疑也影响了青铜文化的面貌，导致了青铜器的器形、纹饰及组合上的重大变革，与商民族的青铜文化相比，神秘的宗教色彩十分淡漠，部分器物与西周那种严格的受到礼制制约的呆板素朴的风格也殊然不同。此前的青铜礼器不是用以表示对鬼神的敬仰就是用以载礼，载负了太多的责任往往被拘禁于庙堂之上，因此，青铜文化也只是贵族的鬼神文化或礼制文化，距离人们的生活十分遥远。然而，春秋中期后，青铜文化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呈现出双重发展方向。一方面，作为礼制载体的功能依然存在，这从当时各地诸侯王墓中出土的庄严厚重的九鼎八簋得到实证；另一方面，纯粹的日用器物大量增加。与这两种趋势相适应，前者器物造型庄重，装饰素雅；后者造型精巧奇异，装饰工整细致华丽。具体而言，有以下变化：
    其一，器物种类的变化。礼器虽然存在，但日用器皿出现并推广，构成了战国青铜文化的重要特色。器物式样翻新，轻便适用，型巧质薄，走向世俗。
    其二，器表装饰的变化。纹饰刻镂浅细，战争、采桑、宴饮、射猎、出行等日常生活题材取代了谲奇诡异、神秘抽象的饕餮、龙凤和粗重的几何纹，线条流畅，生气活跃；鹤、蚕、蛙等写实动物充满了灵性动感，显得活泼可爱；人面不再惊恐无助，有了笑意，表情轻松；出现植物纹样。嵌红铜、错金银或鎏金鎏银等工艺加强了器表不同金属之间色泽的对比，色彩丰富，层次感强，或金碧辉煌，极为富丽；或工整精细，沉着稳重。此时的青铜文化不追求庄严高大、遥不可及的效果，相反，使人感到很亲切、熟悉，符合当时人们的审美需求和人性的生理与心理特点，也反映了人们的观念逐渐地摆脱了鬼神与礼的束缚，人正成为真正的人。
    其三，铭文的内容及铸刻位置的变化。内容以彰显器主本人的家世、身份为主，多施于器表显著位置，文字图案化，排列布局讲究对称、均衡，有的用金银镶嵌，耀眼夺目，字体极求美化，出现鸟篆体、蚊脚书，藻饰秀丽，装饰性取代了书史性。然而，“铭文作为图案化，讲究装饰的，究竟是例外。一般的共同趋势是简化。纵然有把文字作为一种艺术来书写，到那时铭刻铜器也不适宜了，因为铜器地位狭小，又不易冶铸，所以刻石文字从石鼓文起，渐替代了铜器的铭刻。”（注：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文物出版社，1984年。）
    以上青铜器文化体现出来的新的审美情趣、新的社会思潮、新的理性正是整个时代风貌的如实反映。由商代崇神轻人，动辙杀人祭神经由西周重礼到东周时人的价值被初步发现，反映了人类思维进步的历程。战国以后，殉人少见，以俑代人，以尸代祭，说明人正在获得解放。
    不过，向着轻巧实用方向发展的青铜器从地域上看，在与周王室相距较远的诸国出土为多，三晋、两周地区较少，数量亦少见。它们只是在新的政治格局中、新的经济形势下、新的文化氛围内青铜文化以礼乐载体为主流的一条支流。但这条支流为青铜文化开辟了一条新的与时代要求相协调的发展道路，经过秦朝进一步开拓而成为汉代青铜文化的主流。所以春秋中期以后至战国晚期这一阶段在青铜文化的发展历程中起了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