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两周青铜文化的崇礼性 周族兴起于渭水流域,以善于农业著称。其先祖弃曾为尧的农官,曰“后稷”。弃的后世子孙亦大力发展农业。深厚的黄土高原培育了周人重农务实,规矩素朴、缺乏想象与浪漫的民族性,载负民族观念、审美情趣、宗教习俗的青铜文化也不由得打上了又一个民族的烙印。 周代青铜文化呈现出双重性,一方面被纳入礼制的规范,另一方面又成为礼制的载体,使青铜文化进入第二个阶段:崇礼阶段。 礼是周公制订出的一系列政治、社会制度,是贵族的行为规范,配上适宜的音乐构成完整的礼乐制度。青铜礼器和乐器是礼乐制度的载体之一,是不可乱用的,“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 西周青铜文化的崇礼之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礼器组合的变化显示出从尊神先鬼到重礼的演化,对不同级别的人规定相应的青铜器的使用数量将青铜文化进一步纳入到礼制的规范之中。 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矣;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矣。”周对商代的礼制有损有益,有扬有弃,就青铜礼制而言,其扬弃的标准在于是否与周人的民族性格和谐一致,是否与周代治国的根本指导思想相协调。 鼎是周代青铜礼器中最主要的器物之一,也是三代共同保有的礼器。鼎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史载当一个国家灭亡另一个国家以后,所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毁其宗庙,迁其重器”,青铜鼎是重器之一,把鼎迁到本民族的庙堂之上就表明自己取得了政权,所以东周时演出了一幕幕问鼎、夺鼎、追鼎的闹剧,再往后有秦始皇泗水捞鼎,汉武帝得鼎改元的故事,都说明鼎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它器物就不同了。每一个时代各有特色。周人将商代开始出现但很少使用的器物簋与鼎相配,构成周代礼器的基本组合,称为“鼎簋之制”。 《说文》:“簋,黍稷方器也。”《周礼·地官舍人》:“凡祭祀,共簠簋。”簋是盛黍稻梁的食器。西周中期以后,出现了更多的食器:簠、盨、敦,它们的功用同簋。造型均为简单的几何形,规矩朴实,讲求对称,追求谨严厚重、中庸平衡的效果。除极少数器物外,都缺乏创新,没有想象生动的风格,没有压迫人的狞盛气势和震撼人心的力量。即使是与商代同样的器物,制作也不如商代的生动精美,这正与周民族的特性相吻合。 盘和匜也是周代重要礼器,是贵族在祭祀和宴飨时行盥沃之礼的净手之器。它们的出现一方面说明到了周代,人们十分注意饮食与生活卫生,另一方面,表明即便是这种生活中的小事,也都要予以规范,纳入到礼制的范畴中。 礼是贵族的特权,但等级不同,所践之礼也不一样,等级明确森严:天子居中,下分五等诸侯,祭祀宴飨时使用的鼎簋之数各不相同。《仪礼》、《公羊·桓公二年》何休注:天子九鼎八簋,第一鼎装牛,称太牢,以下为羊、豕、鱼、腊、肠胃、肤、鲜鱼、鲜腊;诸侯用七鼎,也称太牢,减少鲜鱼、鲜腊二味;卿大夫用五鼎,称少牢,盛装羊、豕、鱼、腊、肤;士用三鼎或一鼎,盛豕、鱼、腊或豕。簋装粮食。礼器鼎的形制花纹基本相同,大小相次,但也有变化。贵族按自己的等级祭祀鬼神或宴飨宾客,超过了定数就是非礼践越。从考古材料来看,因未发现周天子墓,故天子是否使用九鼎尚缺乏实物证据;但发掘了不少五鼎如甘肃灵台白草坡M1、M2(注:甘肃省博物馆文物组:《灵台白草坡西周墓》,《文物》1972年第1期;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学报》1977年2期。),陕西宝鸡茹家庄M1、 M2(注: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发掘队:《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4期。),宝鸡竹园沟M1(注:宝鸡市博物馆、渭滨区文化馆:《宝鸡竹园沟等地西周墓》,《考古》1978年第5期。)等;三鼎墓如扶风庄白西周墓(注: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扶风庄白一号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3期。), 长安普渡村西周中期墓(注: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普渡村西周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等;另外在陕西、甘肃、河南、北京等地皆有一鼎墓出土。这些墓葬出土的鼎的数量与墓主的身份地位是相适应的,可见,用鼎制度在西周早中期得以推行。 西周晚期以后,青铜鼎簋之制发生了两个变化。其一,据《仪礼》记载,天子、诸侯皆用九鼎八簋,卿、上大夫用七鼎六簋,下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或特一鼎。据学者们研究,《仪礼》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可能反映的是西周时期开始的情况。这种变化也部分地得到考古材料的证实;湖北京山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的曾侯墓是个九鼎墓(注:湖北省博物馆:《湖北京山发现曾国铜器》,《文物》1972年第2期。);河南陕县三门峡的虢国王墓是九鼎墓,太子墓是七鼎墓(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上村岭虢国墓地》,科学出版社,1959年。)。这些情况表明,虽然不是所有的诸侯都用了九鼎八簋,但周礼原定的鼎簋之制受到了挑战。 其二,周礼对乐器的使用也有严格规范,尤其是对钟的使用更是如此。对不同级别的贵族使用的钟的数量、钟的悬挂方式有具体规定。天子之钟宫悬,诸侯之钟曲悬,大夫之钟判悬,士之钟特悬。从随县曾侯乙墓编钟的排列情况可以看出至少到战国早期这一礼仪尚得以遵循。 青铜礼器中食器和酒器地位的更替有其内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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