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内容的拓展
    梁启超倡导“新史学”，重点是提倡民史观，他认为“有君史，有国史，有民史。西人近专重民史，中国如九通之类，可谓之国史矣，然体裁犹未尽善也。第二十四史，则只能谓之廿四家谱耳。”（注：《湖南时务学堂札记批》，转引自王也扬《清末外国史书的引进与中国史学观念的变化》，载《社会科学探索》1994年第5期。 ）而“欲知历史真相，决不能单看台面上几个大人物几桩大事件便算完结，重要的是看见全个社会的活动变化。”“往往有很小的事，平常人绝不注意者，一旦把他同类的全搜博集起来，分别部居一研究，便可以发现出极新奇的现象，而且发明出极有价值的原则。”（注：《历史统计学》，载《史地学报》第2卷第1期。）提倡民史观，强调人民在志书中的地位，为一些方志编纂者所重视，一些方志学者也从理论上给予说明。如“近半世纪来，世界史家，咸重唯物，故作史非重社会关系，民生尤贵生产样式。方志既为地方之史，则于时代史潮，岂能独外。”（注：李泰棻：《阳原县志》自序。）“往者欧洲浮海东来，谈及中国史事，每以君史多、国史少为吾国之诟病。”（注：《复县志略》魁升谨序。）“旷观我国古史所载，除君主一姓之谱牒，治绩，及少数佐治者言行录外，什之八九与民众进化生活无关。即号称良史如马迁，亦未能脱此窠臼，别为史界开一新纪元。此二千年来民众进化之所以迟迟也。”（注：《重修开原县志》（1929）李毅序。）“吾国史志，大率详于政府而略于闾阎，遂使数千年社会状况及变迁因果，尽归淹当，良堪浩叹。兹特辟民事一门，刻意求详，俾我邑人生活习惯、盛衰良苦情形，一一呈露楮上，为此后修民史者基础。”（注：《吉安县志·例言》。）公开宣布特立一门为修“民史”之基础。《南康县志》以辛亥革命后之事为第二编，凡例中说：“旧志共十二册，序、艺文占五册，职官、选举、人物、愍壮占四册，而于全民状态记录寥寥。二编力矫是弊，是详志人群演进之史实原委，他从略焉。”有的方志编纂者进而从各个门类的内容说明与“民史”之关系。“凡所记载，纯从人民起见。为民即为国，而为治之道寓焉。舆图之精绘、新政之旁搜博集，罗列无遗。志地舆，人民之所处也；志建置，人民之所为也；志职官，人民之所爱戴也；志宦绩，人民之所歌颂也，志户口，人民之所生聚也，志财赋，人民之所输纳也；志学制，所以教化人民也；志民事，所以观察人民也；志选举，所以拨乎人民者也；志人物，所以表乎人民者也；志艺文，示人民以可经也；志武备，示人民以可卫也；至于记大事，有鉴于前，有儆于后。凡以为人民也为洽之道尽在志矣。”（注：《义县志》赵兴德序。）
    提倡“民史观”，必然拓展方志记述内容，使社会经济成为方志的“主干”。李泰棻在《方志学》一书中，专列“应增社会经济之资料”一节，强调“社会经济，在今日应为全志骨干。吾人之衣食住行，商工各业，经过先民若干努力，始有今之文明。修志者，自应将以上各事，追述经过。至少亦须将现代社会经济，全部编入。”万国鼎对章学诚所撰方志提出批评，认为：“惟观章氏所撰，犹有偏倚，详于政事及人物，而略于关系一般平民生活之社会经济状况，实为美中不足，盖时代异而观念不同也。”（注：《方志体例偶识》，载《金陵学报》5卷2期（1935）。）于乃仁也主张社会经济是志书的主干，强调“扩充社会及经济史料”。他在《方志学略述》一文中说：“国家基本，在于人民，社会机构，系于经济。往往食货、风俗各志，佥不足以尽人民、社会、经济、生活之纪实。今后修志，自应以此点为主干。”（注：载《建国学术》创刊号（1942）。）《南康县志》凡例中说：“中国以农立国，南康近日农村贫瘠，竟山濯濯，改良振兴，刻不容缓。今特附记简要学理切实易行者，以供邑人之研究。”“邑人不善经商，对于工艺更少研究。今记其实况，以资观察。”“南康矿产丰富，今于黄金、钨、锡、铁矿特详其产地及价格。”可见一些志书已十分重视经济部类的记述。民国时期著名方志如黄炎培主纂《川沙县志》，黎锦熙主纂《城固县志》，经济部类的比重大大增加，占全书20%以上。
    编纂方法的革新
    方志编纂方法的革新，主要表现在与“新史学”一样，重视一地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反映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运用多学科知识，建立方志学的辅助学科，扩大资料来源，全面反映地情，提倡述论结合，借鉴西方史书体裁，出现了一些章节体志书。
    傅振伦认为：“自唯物史观之说兴，历史始可以一定之法则解释之，而史学遂成专门之学。唯历史之科学化也，则必：第一，须为实录；第二，须注意进化方面；第三，须作真理规律之探求。此外又须兼重科学之记录。”他认为志书中各种专志，“凡独立成为专门之学者，亦应叙其源流，详其嬗变之理。”（注：《傅振伦方志文存》。）《中国方志学通论》自序中指出古代方志之不足：“尝观已往之志书，书事多昧于因果之定律，取材少客观之精鉴，叙事更鲜主观之制断。”黄炎培认为：“史之为用，明因果而已，一般方志偏于横剖，而缺于纵贯，则因果之效不彰。必将若干年间事实串列焉，其同时并列焉，以玩其彼此先后间之消息。”（注：《川沙县志·导言》。）
    要反映因果联系，体现编纂者“主观之制断”，还应该破除“述而不论之旧规。”万国鼎从古代方志的局限性提出方志应有论述，他认为旧志之大病，仅为片段之簿录，有似不完全的类书。因为往日修志，“不知有系统之调查，社会科学未兴，文人知识有限，各项专才不可得，宜其所志狭矣。”而今日修志，“宜请具有相当专门学识经验者，于各项专门问题，分别详订调查计划，调查整理后，撰为有系统之论述。”并建议“每门尤贵有概论，例如商业，宜先论本邑各项商业以何者为重。”（注：《方志体例偶识》，载《金陵学报》5卷2期（1935）。）
    更新方志体裁，主要是引入章节体，以便反映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纵横交错关系，并且叙事情晰。如1949年2月出版的《海南岛新志》， 采用章节体，设绪言、沿革、自然环境、本岛与国际间之关系、行政、社会组织、文化、资源、产业、交通和结语共十一章，严谨简明。在文字表述上，有的主张：“文字应力求通俗，至少用通俗的文言，再加以新式标点。”（注：胡行之：《论方志的编辑》，载《文化建设》2 卷12期（1936）。）
    方志编纂方法能否革新，关键之措施就是要能运用多学科知识，要有各方面的专门人才，而不能局限于传统的资料考订功力。李泰棻在《方志学》一书中，专列“修志之辅助学识”一章。他认为“史既为记载并研究人类进化现象之学，广义言之，非一切科学知识具备者，不能为功，即不能作志。狭义言之，但备以下各种知识，即可执笔矣。”他列举的辅助学科有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年代学、考古学、古文学、古泉学、言语学、系谱学、心理学、经济学、法政学以及商学、农学、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工厂组织管理等法、银行簿记统计等学。吴宗慈也说：“方志工作，岂易事哉？从作方志之人选言，其最低限度，非有三十年以上之旧学（即掌故学）根柢，不足以应付过去事物。非有现代各种科学之充分常识，不足以融通现在之事物，而为未来之事物植根基，非有专门之史学研究与素养，不足以提纲挈领，撷要删繁，以成专门不朽而切合时代之创作。”（注：转引自陈圣：《论吴宗慈的方志理论》，载《中国方志学家研究》，武汉出版社（1989）。）1945年顾颉刚、傅振伦主持编纂《北碚志》时，就与当时迁往后方的中央研究院的气象、物理研究所以及地质、矿冶、地理、农业、工业研究单位和大专院校密切合作，充分利用了科学调查资料和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