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旧志的呼唤
    二十世纪前期，一些学者主张借鉴西方年鉴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传统方志进行彻底改造。
    年鉴是反映上一年度发展情况的年度性连续出版物，十九世纪在欧美有较大的发展。在十九世纪后期，美国和英国分别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至今仍是最有影响的综合性年鉴。随着西学东渐，年鉴被介绍到中国来，起初是编译国外年鉴，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第一部反映我国情况的《中国年鉴》，其主编阮湘在序言中称此年鉴“吾国实为创举”。年鉴的传入引发了对中国方志学转型的一场争论。1929年，浙江大学校长蒋梦麟提出解散方志旧体，分编年鉴、专门调查、省史三书的建议。这些建议当时虽未付诸实行，但在方志界引起了关注。万国鼎认为：“所谓省史，实即省志，不如兼及自然环境，仍然通志。”“年鉴及各种专门调查，各自为书，尽可并行不悖也。”“绝对认为一书之三部分”。至于“不必再有县志”的说法则“期期以为不可”。因为，“县志所详者，决非省志所能尽容。且二者各有其体裁，决非集合县志可称省志”（注：《方志体例偶识》，载《金陵学报》5卷2期（1935）。），瞿宣颖认为方志是地方之史，不能等同于年鉴，年鉴是“备修史之史料”，是“地方史之长编”，二者是史与史料的关系（注：《志例丛语》，载《东方杂志》31卷1期（1934）。）。提议在完成修志任务之后， “便可以每年出一种年鉴，以记载流动的事实。其他的事也可以在这里附带的补充修正，使其日异而月新”（注：《读李氏（泰棻）〈方志学〉》，载《禹贡》3卷6期（1935）。）。黎锦熙于1940年出版的《方志今议》一书中，就方志与年鉴的关系谈了他的看法，他认为蒋氏之议与章学诚“志立三书”说用意相仿，年鉴及专门调查作用近似“掌故”和“文征”，“特其目标一重在存史，一重在致用耳。”在谈到方志的功能时，黎先生提出“广四用”之主张，其中之一就是年鉴，他认为年鉴也是方志的“长编”，即方志之重要资料。有此“长编”，即县志之基已奠，只须益以沿革考证，而损其繁称琐录而已。所以“年鉴之用，仍须存于方志之中”。
    至80年代，兴起地方年鉴热，许多地方修志机构编辑出版年鉴，并被誉为是“两届修志中间的最佳选择”。志、鉴结合正是中西文化在中国方志界的首次完全融合，而在理论上阐述这一趋势者，功不可没。
    西方社会学理论对中国方志学的影响，不仅反映在进化史观点上，也反映在对方志改造的探讨中。1909年庚款奖学金设立后，大批中国学生赴欧美留学。一批留学归来的学者以西方社会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写出一批显示中国社会学水平的代表性著作，被外国社会学家引用，成为国外了解中国各民族社会的参考书。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就是其中之一，当时著名社会学家吴景超发表《中国县志的改造》一文（注：载《独立评论》60期（1933）。），以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为范本，提倡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改造中国的县志。
    吴景超也是从资料角度来谈县志改造的，他认为研究中国社会，最大的困难就是缺少材料。而中国县志的内容，则对社会情况记述不多。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其分十七章，一、地理，二、历史，三、县政府及其他地方团体，四、人口，五、教育，六、康健与卫生，七、农民生活费，八、乡村娱乐，九、乡村风俗与习惯，十、信仰，十一、赋税，十二、县财政，十三、农业，十四、工商业，十五、农村借贷，十六、灾荒，十七、兵灾。吴氏认为：“这才是我们需要的县志，这真可以作别种县志的模范。”
    在编修时间上，吴氏认为应当象欧美各国调查人口一样，隔五或十年编修一次。在编修方法上，重点是统计表，中央统计局可以领导新县志的编纂。在各县教育局下，设一县志科，搜集该县中各项社会事实及统计。逢五或逢十年，编纂县志。平时可择主要问题，作精密的研究。
    以社会调查代替地方志仅仅是一种设想，但运用社会调查方法编写方志则应提倡，以统计资料为主要内容的地方简要概况式的地情书引起了人们重视，80年代修志初起一些省市编写出版概况，一时概况性的地情书大量出现，使地方志在众多的地情书中间显示出了自己的特点，不致淹没其中。
    从西方引入年鉴或以社会学方法编写地方概况，作为一种理论提出来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反映了中国方志学在中西文化交汇中以新的视角来审视古老的中国地方志，并力求寻找新的体型或体系。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这种尝试虽然在当时不可能实现，但在本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修志热潮中却得到了反响。新的地情书体系的形成，大大拓展了方志事业的范围。现在虽然有人发出“方志危机”之叹，但却促使方志学界深思方志事业的发展方向。
    从上边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方志学的近代转型是对古代方志学的批判与继承，是在中西文化交融中实现的，不象古代方志学那样仅仅是在本土文化环境中构建的学科理论。这说明方志学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系统，只有不断吸取新的科学养分，才可能前进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