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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的译著有：[日]森村诚一的《恶魔的饱食：日本细菌战部队揭秘(修订版)》(85)，〔美〕哈里斯的《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86)，拂洋的《伯力审判：12名前日本细菌战犯的自供词》(87)，王国栋编译的《日本细菌战战犯伯力审判实录》(88)等。 在以上著作中，郭成周、廖应昌编著的《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是有关这方面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作者查阅了大量档案材料，走访了国内主要的日军细菌试验与细菌战遗址，采访了受害者、知情人，并多次与前日本细菌部队成员会谈，在此基础上，详实记述了日军进行细菌试验和细菌战的全部过程，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并揭露了战后美国与日本细菌战犯进行交易的内情。美国学者哈里斯(Harris，S.H.)的《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披露了大量珍稀档案史料与当事者的私人文件，不仅翔实叙述了731细菌部队的犯罪事实，也揭露了美国根据自己的远东战略需要而掩盖日本细菌战犯罪的事实。 近10年关于日军细菌战研究的一个很大的进展，是很多学者和受害者对日军的细菌战进行了实地调查。如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辩护团对日军1940年10月在浙江省衢州、宁波，1941年11月在湖南省常德，1942年8月在浙江省江山等4次细菌战进行了调查；吴永明对1940年9-10月和1942年8月在江西省上饶等地进行的两次细菌战进行了调查，基本弄清了日军在这些地区进行细菌战的情况及造成的严重危害。尹集钧也在各地作了调查，根据这些调查，2000年11月他在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第四届学术年会的报告中提出，迄今为止可以统计出的中国受细菌战之害死亡的人数超过7万人，预计会达到200万人(89)。这是目前关于中国细菌战受害死亡的最高估计数字。 近10年间关于日军细菌战研究另外一个较大的进展，是对于过去研究不多的日军华北甲1855部队、山东“731”部队等，都有了一些研究成果，徐勇的《侵华日军驻北平及华北各地细菌部队研究概论》(90)，谢忠厚、谢丽丽的《华北(甲)1855部队的细菌战犯罪》(91)，高祥的《山东“731”浮出水面》、《日军制造山东“死亡工厂”》(92)等文章，都对日军的这些细菌部队和罪行进行了论述和报道。特别是徐勇的《侵华日军驻北平及华北各地细菌部队研究概论》，谢忠厚、谢丽丽的《华北(甲)1855部队的细菌战犯罪》，对日军的1855部队及其所属的支部、派出所和“防疫给水班”等，做了详细的论证。 四、关于毒气战 关于日军毒气战(又称化学战)的著作，1995年以前曾出版纪道庄、李录主编的《侵华日军的毒气战》(93)等。近10年出版的有步平、辛培林主编的《日本侵华新罪证系列丛书》之《化学战》(94)，步平、高晓燕等人的《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化学战》(95)、张海泉的《太阳旗下的毒魔--侵华日军毒气战真相》(96)等。论文有高晓燕的《日本是如何掩盖化学战罪行的》、《日军在山西的毒气战》(97)，沙东迅的《侵华日军也曾在粤进行化学战》(98)，步平的《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中国的化学战问题》、《日本在中国的化学战及战后遗弃化学武器问题》(99)，高兴祖的《二战中日本军部进行化学战的罪责》(100)，纪学仁的《侵华日军化学战的部署与遗弃化学武器》(101)，李克峰的《窒息的回忆：侵华日军化学战备忘录》(102)等。 步平是研究日军毒气战、化学战的专家，他的论著详细地论述了日军毒气战、化学战的准备、实施情况，以及化学武器在战后的遗弃、危害与处理问题，认为在战争期间，日本至少生产了700万枚以上的化学武器；在中国战场实施化学战超过2000次，造成近10万人的直接伤亡；战后遗留化学武器又伤害了2000-3000人，并且这种伤害还在继续。他认为日军在中国战场上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大体分为以下三种情形：一是在大规模的战役中使用化学武器作为达到军事目的的手段；二是在一般性的战争中或者是在较小规模的战斗中根据情况机动地使用化学武器；三是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作为迫害手段。他认为有的学者关于日军在中国使用化学武器的次数超过2000次，造成了近10万人直接伤亡的统计也是很不精确的。如果就日本化学战的罪行和受害进行专门调查的话，可能会取得更多的证据(103)。 还有学者作了一些实地调查，如高晓燕就实地调查了黑龙江黑河地区日遗毒弹情况(104)。她的《侵华日军的化学战罪行》(105)一文，概述了日军化学武器研究机构、毒剂生产工厂、化学战人员培训学校、在中国战场上的化学战等情况。 五、关于对劳工的掠夺和迫害 关于日本掠夺和迫害中国劳工的著作，1995年以前没有出版过。近10年来，由于二战时期受害劳工要求日本企业赔偿的诉讼活跃，劳工问题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近10年出版的著作有陈景彦的《二战期间在日中国劳工问题研究》(106)，支勇智等人的《中国抗日战俘劳工史》(107)，刘宝辰、林凤升的《日本掳役中国战俘劳工调查研究》(108)，张凤鸣、王敬荣主编的《残害劳工》(109)，解学诗、[日]松村高夫主编的《满铁与中国劳工》(110)，居之芬、庄建平主编的《日本掠夺华北强制劳工档案史料集》(上下册)(111)，辽宁省档案馆编的《满铁与劳工》第一、二集共18册(112)，青岛市档案馆编著的《铁蹄下的罪恶：日本在青岛劫掠劳工始末》(113)，何天义主编的《二战掳日中国劳工》(114)口述资料丛书等。其中刘宝辰、林凤升合著的《日本掳役中国战俘劳工调查研究》，以搜集口述史料为主撰写而成。作者用10多年功夫，亲自寻找、采访受害当事人，利用他们的口述给世人提供了一部可靠的信史，不仅抢救了珍贵的第一手史料，而且填补了被掳役华工问题研究在这方面的空缺，故有相当高的史料及学术价值。何天义主编的《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资料丛书，是很有价值的一套著作，该书的作者从多年的采访资料中选出了300名采访对象，共计250多万字的材料，编成《雪没北海道》、《血洒九州岛》、《矿山血泪史》、《冤魂遍东瀛》、《港湾当牛马》5册出版。 这个时期关于日军掠夺、役使和迫害劳工罪行研究的一个较大的进展，是基本弄清了日军掠夺到日本的劳工的人数。有的学者经过考证，认为被掳掠到日本的中国劳工应为38935人，而从收容所出发即在“契约数”以内的劳工则在41000-42000名之间。除乘船途中和登陆后至日本企业间死亡812人外，在日本企业中死亡5999人，再加上送还时死亡19人，总计死亡6830人，死亡率占乘船人数的17.5％。另外，根据日本《外务省报告书》的记载，还有5名中国妇女作为劳工的慰安妇，在所谓“试验移入”期间，被掠至日本富山县伏木港，她们是否回国完全不明(115)。 有的学者还研究了日本在中国强征、役使的劳工，认为1935年至1945年8月共强征、役使中国劳工总数约为1500余万人(包括在东北使用1000余万人，在华北使用约360万人，在华中、华南输出使用150万人，在蒙疆使用40万人，在日本使用仅据目前已确认数为近4万人，朝鲜使用近0.2万人等)(116)。但据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教授吴天威统计，日本从1931至1945年的14年，在东北和华北为修筑众多的军事工程和办厂开矿，大量奴役中国劳工，其总数达到3700万人。在这些军事工程和厂矿中，中国劳工惨遭虐待，被迫害致死者近千万人(117)。 六、关于“慰安妇”问题 在1995年以前，也出版过一些这方面的著作，如江浩的《昭示：中国慰安妇：1993？跨国跨时代调查白皮书》、吴海峰的《中国慰安妇：一部揭露战地军妓的秘密档案》等。但真正在这个方面有突破的，是近10年。这个时期出版的著作有江浩的《跨国档案：中国慰安妇》(118)，苏智良的《慰安妇研究》、《日军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真相》、《上海慰安所实录》(119)，苏智良、荣维木、陈丽菲主编的《滔天罪孽--二战时期的日军“慰安妇”制度》(120)，孙逊的《慰安妇血泪》(121)，台北市妇女救援社会福利事业基金会主编的《台湾慰安妇报告》(122)，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的《台日官方档案慰安妇史料汇编》(123)等。译著有[日]千田夏光的《慰安妇》(124)，[澳]乔治希克斯的《慰安妇》(125)等。其中苏智良编撰的《慰安妇研究》，可以称作大陆研究慰安妇问题的第一本学术性专著。作者利用中日文文献资料对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实施的慰安妇制度从其发轫、建立、推广、运作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论述，并通过大量实例对日本军国主义推行的这种惨无人道的丑恶制度进行了揭露与批判(126)。为了推进对“慰安妇”问题的研究，上海师范大学还以苏智良为首，于1999年成立了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 另外，还发表了很多这方面的论文。这个时期公布的一些档案资料，对于研究该问题很有价值，例如1998年《近代史资料》发表的王凯捷、扬厚的《日军在天津强征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档案史料》(127)，提供了原天津伪警察局的档案10件，其中有强征慰安妇赴山东、河南、唐山等地的呈文，有关于强征慰安妇的办法的呈文，有关于日军天津防卫司令部设立慰安所办事处的通知与伪警察局复准的呈文等等，说明日军在天津设立了强征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机构，并向伪政府下达了征集慰安妇的命令，还提供了每次强征人数、日伪间关于慰安妇的交接、慰安妇的待遇和管理办法、慰安妇的逃亡和遣返等具体细节，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28)。 在这个时期关于慰安妇研究的一个很大的进展，是很多学者和有关人士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大体弄清了中国“慰安妇”的人数，例如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就对全国很多地区进行了调查研究。苏智良根据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近年来的调查提出，战时日军在中国的慰安所遍及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北平、天津、山西、陕西、河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和台湾(129)。上海一地的慰安所就达83个，可以说是世界上日军慰安所最多的城市。南京学者经盛鸿、张连红等人对日军在南京建立慰安所的过程、类型和规模进行了调查，指出日军在南京先后建立了50-60个慰安所。云南、山西、海南等地的学者也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130)。经过调查研究，有的学者提出日军的慰安妇人数不少于36-41万人，其中中国(大陆)的慰安妇人数最多，总计在20万以上，其次是朝鲜慰安妇的人数，有16万左右(131)。 有的学者根据搜集到的资料及新发现的原始档案资料，论述了侵华日军当年强征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暴行事实以及日本对此所应承担的战争罪责，指出征集中国妇女充当日军慰安妇是在当年日本最高当局和军部直接策划指使下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罪行；日军对慰安妇的征集和管理及其对慰安妇的残酷蹂躏，都具有明显的“强制性”；战争罪没有法定时效限制，日本无从推卸其战争罪责(132)。针对日本“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关于日本军队没有“从军慰安妇”制度、战时日本法律允许卖淫、许多国家军队同样设立慰安所等观点，步平指出，这些观点不仅是否认历史事实，更重要的是否认日本的战争责任(133)。 七、关于“集团部落”和“无人区” 1995年以前，也出版了一些这方面的著作，其中陈平的《千里“无人区”》、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的《长城线上无人区》(134)，都很有影响。1995年以后，又出版了张志光、刘长江的《人圈：伪满集团部落纪实》(135)，陈建辉主编的《人间地狱无人区》(136)，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撰的《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137)等。这方面的译著有：[日]仁木富美子的《无人区：长城线上的大屠杀--兴隆惨案》(138)等。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撰的大型文集《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由200多万字和400多幅照片组成，分为5卷，资料翔实，内容丰富鲜活，是迄今为止国内外研究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史料最全的文集。 通过研究，学者们基本弄清了日军在东北、热河建立“集团部落”和制造“无人区”的事实。有的学者指出，日本侵略者为维护其在东北的殖民统治，镇压人民的反抗，隔断人民群众与抗日武装的联系，从1933年开始建立“集团部落”，即把人民群众都集中到所谓的“集团部落”之中，严密看守。这种政策在1936-1938年达到高峰。到1939年，日伪当局在东北共建13451处不同类的“集团部落”，给东北人民带来深重灾难(139)。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人间地狱无人区》(140)一书，进一步研究了日军在长城沿线制造无人区的罪行，指出从1939年至1945年间，日军在河北省一带的长城线上制造了长约1000公里，方圆5万平方公里的“无人区”。在此期间，30万中国百姓死于日军屠刀之下，380万间房屋被烧为废墟。 除了在热河南部的“无人区”以外，刘斌还揭露日军从1942年开始，在辽西东起绥中，沿长城线西至建昌县西南部、凌源县南部约2600多平方公里的地区制造“无人区”的罪恶(141)。申玉山则揭露了日军在晋东北制造“无人区”的罪行，认为这个“无人区”从平定娘子关经盂县、定襄、五台，直至繁峙、灵丘南山，长约500余里，宽三、四十里(142)。日军的这些罪恶事实，很多人过去都不知道。 八、关于经济掠夺 1995年以前，也出版了一些这方面的著作，例如中央档案馆等编的《东北经济掠夺》(143)等。1995年以后出版的这方面的著作，有居之芬、张利民主编的《日本在华北经济统制掠夺史》(144)，王士花的《“开发”与掠夺：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华北华中沦陷区的经济统制》(145)，唐凌的《开发与掠夺：抗战时期的中国矿业》(146)，曹必宏、庞慧茹编的《华北经济掠夺》(147)，黄美真主编的《日伪对华中沦陷区经济的掠夺与统制》(148)，上海市档案馆编的《日本在华中经济掠夺史料：1937-1945》(149)，熊沛彪的《罪恶的战争之债》(150)等。译著有：(日)浅田乔二等人的《1937-1945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掠夺》(151)等。 另外，还发表了很多这方面的论文，例如焦润明的《日本自近代以来对东北资源与财富的掠夺》(152)，邹耕生的《日本侵略军对江西地方工业的破坏》，黄菊艳的《日本侵粤与广东经济的损失》(153)，论述了日本侵略军对东北、江西、广东等地经济的破坏和掠夺。戴建兵、王贺宇的《战争与经济--战后通货膨胀之源》(154)，认为战后通货膨胀的根源就在于日本侵略者的货币战。林晓光、孙辉的《日本军票史小考》(155)，则考察了日本在侵华期间的军票及其给中国造成的巨大损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