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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我国国务院发表的《中国的人权状况》指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1937-1945年)，中国有930余座城市被占领，直接经济损失达62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156)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式公布的最新和最具权威性的抗战损失统计数据，还不包括1931-1937年七七事变期间日本的掠夺和造成的损失。 魏永理的《不应忘记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失》一文，对日本的经济掠夺作了全面的论述，指出日寇先采用最野蛮、最残暴的手段对我国的工业、农业、金融等进行直接破坏；继而又大肆掠夺工农业物资，大量发行伪钞，给中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其潜在影响难以估量(157)。戴建兵的《日本投降前后对中国经济的最后榨取和债务转移》一文，根据原始档案，披露了日本在战争后期利用公债发行榨取中国财富的罪行。 九、关于对文物典籍的掠夺和对文化教育事业的破坏 (一)关于对文物典籍的掠夺 关于这个方面的著作，1995年以前没有出版过。近10年出版的有孟国祥的《大劫难：日本侵华对中国文化的破坏》(158)等。其中孟国祥的《大劫难：日本侵华对中国文化的破坏》，分为中国公私文物损失、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损失、战后文物的接收和追索等3编，对日本破坏中国文化教育的罪行作了全面的论述。 另外，还发表了一些这方面的论文。有的学者全面地研究了日本对中国文物典籍的掠夺，分时期、分地区作了论述(159)。有的学者曾去日本多方查考，调查了日本外交档案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档案等，将1930年至1945年8月间日本军队劫夺我文化财产情况作了较为准确的统计：中国文献典籍计有23675种，合2742108册，另有209箱；中国历代字画计有15166箱，另16箱；中国历代碑帖计有9377件；中国历代古物计有28891件，另有2箱；中国历代地图计有56128幅(160)。 2003年，网上公布了一份根据日本外务省编的《从中华民国掠夺的文物总目录》摘编的《一份日军劫掠中国文物清单》，其中包括书籍2742108册另23675种579箱45753部；字画15166幅另16箱；碑帖9377件；古物26385件另2箱，古迹741处；仪器5122件另66箱；标本32486件另1204箱；地图56128件；艺术品2506件；杂件648368件另3箱，合计为3607074件741处1870箱(161)。这是日方的数字，应该很准确。从中可以看出，日本侵华期间对中国文物典籍的掠夺是多么疯狂。 除了大肆掠夺以外，日军还对中国的文化教育设施进行了肆无忌惮的破坏。有的学者指出，日军所到之处，毁灭进步教育机构为必行之事，南开大学等成为首批轰炸目标就是显例。仅仅在抗战第一阶段，沦陷区内40所大学(有较精确统计者)图书损失达283万多册，图书馆被摧残者约2500余所，图书损失至少1000万册以上。其他私人藏书、木刻版本亦被毁灭殆尽(162)。著名的商务印书馆等，被日军夷为平地。 有的学者还研究了日军对中国古建筑的破坏，认为全国遭日军侵犯过的县市和历史名镇当在2000个以上，若每个县市古建筑损失以5处为最保守的数字估算，全国古建筑损失至少在10000处以上，很多名胜古迹惨遭毁坏(163)。 (二)关于对文化教育的破坏 这方面的著作，1995年以前就出版了一些，近10年出版的有刘兆伟编的《日本殖民教育侵略史研究》(164)、齐红深主编的《日本侵华教育史》(165)和王向远著的《日本对华教育侵略》(166)等。前述孟国祥的《大劫难：日本侵华对中国文化的破坏》一书，也对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破坏作了详尽的论述。 这方面的论文很多，例如邓红的《论日本侵华时期的学校奴化教育》(167)，鼓泽平、吴洪成的《论日本在侵华期间对华沦陷区的奴化教育》(168)，赵顺成的《抗战时期日本在中国的奴化教育》(169)，还有很多论文论述了日本在各地进行的奴化教育，李秋红还写了硕士论文《抗战时期日伪在河北的奴化教育》。赵顺成的《抗战时期日本在中国的奴化教育》一文，分析了日本在中国进行奴化教育的基本方针、基本方法和特点等。 十、关于对后方的大轰炸 为了迫使中国政府屈服，日军对重庆等地进行了长达5年的残酷大轰炸，给重庆等地的人民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1995年以前，就出版了一些这方面的著作，例如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重庆市档案馆编的《重庆大轰炸》(170)等。近10年出版的这方面的著作，有罗泰琪的《重庆大轰炸纪实》(171)，杨益言的《雾都空劫：侵华日军重庆大轰炸》(172)，重庆市文化局等编的《重庆大轰炸图集》(173)，徐朝鉴、王孝询主编的《重庆大轰炸》(174)，李金荣、杨筱的《烽火岁月：重庆大轰炸》(175)，易丹、钱滨的《1938-1941重庆大轰炸》(176)等。另外，还发表了很多这方面的论文。学者们指出，仅重庆一地，就死亡两万六七千人，仅仅由于日机轰炸所造成的1941年6月5日重庆“大隧道窒息惨案”，就死亡3000人以上。大轰炸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合计达637540万元。但实际上损失远不止此，许多家庭全家遇难，其损失根本无法统计。轰炸后造成的瘟疫泛滥、战争孤儿和无数难民的生理心理创伤，以及随之而来的停工停产、交通瘫痪、治安恶化、物价飞涨等，其损失也是无法估算的(177)。 有的学者还研究了日军对其他地方的大轰炸，例如肖银章、刘春兰的《抗战期间日本飞机轰炸陕西实录》(178)，研究了日军对陕西的轰炸；曾庆榴等研究了日军轰炸广东的罪行。他们指出日军对中国城乡的轰炸不是战争行为，而是极其凶残的集体屠杀行为。其中日军对广东城乡的轰炸，完全是以教育、文化、医院、宗教设施以及民房、产业等为目标(179)。 有的学者研究了日军的专项轰炸，如徐勇研究了日军对中国自贡盐产基地的轰炸后指出：日军从1941年开始，持续两年之久的“盐遮断”轰炸，带有明显的战略企图，即切断盐这一特殊的战略物资的生产和供应，造成社会心理的厌战情绪，以达成迫使中国屈服的战争目标。“盐遮断”轰炸给中国造成了重大损失，但日军的战略目标并未实现(180)。 十一、关于贩毒和毒化政策 关于这方面的著作，1995年以前没有出版过，近10年出版的有李恩涵的《战时日本贩毒与“三光作战”研究》(181)，曹大臣、朱庆葆的《刺刀下的毒祸：日本侵华期间的鸦片毒化活动》(182)，曹大臣还写了博士论文《日本侵华时期华中毒化政策研究：1937-1945》。 有的学者对日军在各个地区种植鸦片和贩毒的罪行进行了具体研究，例如郑敏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我国东北地区的鸦片毒化政策》(183)，李恩涵的《本世纪30年代前后日本对华北的毒化政策》(184)，农伟雄的《日据时期的蒙疆烟祸》、《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西蒙的鸦片毒品入侵》(185)，王明星的《日本侵略者对山东的鸦片毒化政策》(186)，唐志勇的《1923-1937年日本毒祸山东述评》(187)，分别揭露了日本在东北、华北、蒙疆和山东等地种植和贩卖鸦片、实行毒化政策的罪行。其中李恩涵的《本世纪30年代前后日本对华北的毒化政策》一文指出，在1937年以前，日本毒化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筹集财源和扰乱中国社会与人力资源；全面侵华之后，还将毒化作为一种“软式战争手段”，与屠杀、细菌战、化学战、“三光政策”等“硬式战争手段”互为配合，成为实现日本总国策分割中国与征服中国对日本之反抗意识之下的分国策，而且日本已将这种毒化政策，发挥到非常全面、深入与恐怖的程度。 十二、关于日军的其他罪行 除了以上各项罪行外，近10年有的著作还揭露了日军在其他方面的罪行，例如刘振华的《远东大阴谋：日本侵华间谍战》(188)，王向远的《“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189)，公安部档案馆编的《火刑：日本战犯供述档案揭秘》(190)，李秉刚主编的《日本侵华时期辽宁万人坑调查》(191)，丁晓山的《鬼子进村--1942年五一大扫荡纪实》(192)等。其中李秉刚主编的《日本侵华时期辽宁万人坑调查》，以大量第一手资料系统介绍了日本侵占辽宁时期血腥屠杀中国人民，残酷剥削和奴役中国劳工，造成无数“万人坑”的情况。 这个时期发表的论文，也揭露了日军在其他方面的很多暴行。例如经盛鸿、殷文的《日伪对上海新闻界的屠杀》(193)，披露了《社会晚报》蔡钓徒被杀案、《文汇报》投毒被炸案、《大美晚报》张似旭和程振璋被杀案、《新闻报》顾执中被刺案、《申报》金华亭被杀案等史事。吴庆生的《“8？15”之后在华日军暴行述论》(194)，指出日本宣布投降后日军仍然对中国人民施以暴行，如在广东、河南、安徽、湖南、南京等地，均发生过日军烧、杀、淫、掠事件。卞修跃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妇女之伤亡及日军对中国妇女的残害--二战期间日本国家军人在华反人道暴行系列研究之一》，考察了抗战期间日本军人对中国妇女的残酷迫害，他得出的结论是：战时日军对中国妇女实施的残杀迫害，范围广泛，规模巨大，持续时间久长，有数百万中国妇女遭日军残杀致死，伤亡总计应在1000万人以上；战时日军对中国妇女实施的杀戮、强奸、侮辱等不同形式的残害，表现出对人类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的全面背叛、对人类理性的彻底蔑视、对人类生命价值与人性尊严的极端否定，同时也暴露出在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笼罩下的近代日本民族的病态心理与残忍性格；侵华日军对中国无辜民众实施的暴行，其罪恶超越了战争罪恶，表现为典型的、极端的反人道罪恶，其罪恶之责任的承担者也不能简单地推诿于战争(19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