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天儿慧认为社会整体的结构变动还没有达到政治体制变革的深度，但他还注意到，改革开放时期党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较传统社会主义时期毕竟有了很大的不同，相应地，政治领域也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从政治体制内部来考察，可以总结为三点：（1）中央权力向功能部门和地方下放，由政策决定机构一元性功能集中型向多元性功能分散型转变；（2）超法规的个人专断型领导体制向规则、手续遵守型的集体领导体制转变；（3）重视意识形态、追求理念的牵引车型权力向脱意识形态、重视实际利益的调整型权力转变。从政治体制的外部来看，有两个重要现象：（1）由于开放政策的推进强化了与国际社会的联系，传统的信息完全控制已不可能；（2）传统的社会控制机构解体，社会的“自主性空间”在逐渐扩大。在这些梳理的基础上，天儿慧预测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稳定的前提条件下进行自我变革方式的政治改革的可能性。第一是经济、社会、国际化的不均衡发展以及地方领导者的考量与行动会造成“政治变革的不均衡发展”。第二是尽管政治的制度化进展困难，但只要党内制度化到较高的水平，其他领域便具备了制度化的条件，这是政治制度化初级阶段的“政治不均衡发展”特征。第三是制度化初级阶段对民主化发展有很大制约，所以党内民主是对考虑中国政治民主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第四是由于采取稳定优先的渐进主义改革，集权与分权所属不明确的灰色区（gray zone）将长期存在；但构成灰色区的政治体制已经不是中央权威在全国均质化的一元体制，而是在大的框架下接受中央权威的同时各地方权威发挥功能的形态，可称为“阶式串联（cascade）型权威主义体制”。总的来说，天儿慧对中国的稳定持有基调性的估计，认为无论如何，从政治体制研究的角度看，中国在一个相当的时期内不会发生剧烈的变化；但平静中底流的动向仍在他的视野之中。
    三
    通过以上对《现代中国的结构变动》首卷《重估作为大国的中国》的介绍，我们可以大致了解日本学者在世纪之交、从外部世界探索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的过程与心得。当然，我们作为中国学者，凭借身处其中的文化优势、资料便利、地主地位以及常胜的辩证逻辑，或许可以指出他们的一些错误；但我们也必须注意的是，日本学者对中国学者的工作也有批评，如菱田雅晴的论文当中就涉及这样的问题。无论如何，一代代的日本学者随着历史的演进不断以自我否定的问题意识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其中固然有服务于“日本如何认识中国”、“日本怎样与中国相处”的民族利益的一面，但中国学者也应该会受到某些促动进而强化推动本土学术创新的意识，以经得起批评和辩论的学术提高我们民族对自身问题的认识能力和思想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了国外学术研究的比照，我们可能在检视自己研究成果的同时，也许还会追问务虚层次的敬业精神、工作伦理问题。
    [收稿日期]2001-02-23
    【参考文献】
    [1]卫藤沈吉。现代中国政治的结构[C].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昭和57年。
    [2]天儿慧。邓小平--摸索“中国富强”之路[M].日本：岩波书店，1996.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