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日知录》的撰述动机
    顾炎武为什么要著《日知录》？在他逝世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该书在福建建阳付梓，潘耒曾就此写下一段话：“先生非一世之人，此书非一世之书也。魏司马朗复井田之议，至易代而后行，元虞集京东水利之策，至异世而见用。立言不为一时，录中固已方之矣。异日有整顿民物之责者，读是书而憬然觉悟，采用其说，见诸施行，于世道人心实非小补。如第以考据之精详，文辞之博辨，叹服而称述焉，则非先生所以著此书之意也。”（注：潘耒：《遂初堂集·文集》卷六，《日知录序》。）这就是说，《日知录》是一部经世致用的书，顾炎武的理想虽然生前没有实现，但日后采用其说对世道人心一定大有裨益。假如仅仅以考据精详、文辞博辨来评价这部书，则有违顾炎武的本意。
    潘耒的这一担心，不幸被言中了。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一时儒臣为《日知录》撰写提要，就提出了同潘耒完全不同的评价。据他们称：“炎武生于明末，喜谈经世之务，激于时事，慨然以复古为志。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观所作《音学五书后序》，至谓圣人复起，必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是岂可行之事乎？潘耒作是书序，乃称其经济，而以考据精详为末务，殆非笃论矣。”（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九，《日知录》。）
    同样一部书，两种评价竟然如此不同。究竟谁是谁非？笔者以为，还是以顾炎武本人的论述为据，才能令人信服。
    关于《日知录》的撰述动机，顾炎武生前曾多次谈及。譬如他为《日知录》初刻本撰序，就很清楚地指出，该书的结撰是为了“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二，《初刻日知录自序》。）在给友人杨瑀的信中，说得就更为明白：“向者《日知录》之刻，谬承许可，比来学业稍进，亦多刊改。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六，《与杨雪臣》。）至于前引顾氏逝世前夕给江南友人的信中所述：“《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无疑更可以视为撰述动机的“晚年定论”了。
    正因为如此，顾炎武把著《思辨录》的陆世仪和著《明夷待访录》的黄宗羲引为同志。他在给陆世仪的信中说：“廿年以来，东西南北，率彼旷野，未获一觐清光。而昨岁于蓟门得读《思辨录》，乃知当吾世而有真儒如先生者，孟子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具内圣外王之事者也。弟少年时，不过从诸文士之后，为雕虫篆刻之技。及乎年齿渐大，闻见益增，始知后海先河，为山覆篑，而炳烛之光，桑榆之效，亦已晚矣。近刻《日知录》八卷，特付东堂邮呈，专祈指示。其有不合者，望一一为之批驳，寄至都门以便改正。《思辨录》刻全，仍乞见惠一部。”（注：顾炎武：《亭林余集》，《与陆桴亭札》。）在给黄宗羲的信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顷过蓟门，见贵门人陈、万两君，具念起居无恙。因出大著《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然而《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可预信于今日也。炎武以管见为《日知录》一书，窃自幸其中所论，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注：顾炎武：《亭林佚文辑补》，《与黄太冲书》。）
    根据以上材料，足以说明《日知录》确如潘耒所见，是一部讲求经世致用学问的书。顾炎武是要以之“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按理这些材料四库馆臣都能看到，他们又都是全国的一流学者，据以做出准确的判断当无问题。然而他们却否定了顾炎武的经世主张，讥之为“迂而难行”、“愎而过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原因大概可以从如下两方面去考察：第一，顾炎武明确主张“法古用夏”，“待一治于后王”，“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这不仅反映了他对清王朝的不合作态度，而且简直是近乎否定现政权的合理性。这样一种经世学说，在文化专制十分严酷的乾隆时代，当然是没有人敢于去正视和肯定它的。第二，《日知录》的结撰和刊行，是康熙中叶以前的事情，到乾隆朝修《四库全书》，时间已经相去七八十年。时代变了，学风也变了，经世致用思潮已经成为过去，代之而起的则是风靡朝野的考据学。在这样的政治和学术环境下，四库馆臣曲解《日知录》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历史的本来面目终究是掩盖不住的。嘉庆、道光间，清王朝盛极而衰，内忧外患交织，经世致用思潮再度兴起。道光初，嘉定青年学者黄汝成辑《日知录集释》，将先前众多学者关于《日知录》的研究成果汇聚一编。他虽然没有对四库馆臣的提要进行批评，但是却十分明确地表彰了顾炎武及其《日知录》的经世学说。黄汝成认为，《日知录》“于经术文史，渊微治忽，以及兵刑、赋税、田亩、职官、选举、钱币、盐铁、权量、河渠、漕运，与他事物繁赜者，皆具体要”（注：黄汝成：《袖海楼文录》卷三，《答李先生申耆书》。），是一部讲求经世之学的“资治之书”（注：黄汝成：《袖海楼文录》卷二，《日知录集释序》。）。晚清，文网松弛，《四库提要》已成批评的对象。朱一新著《无邪堂答问》，对四库馆臣的曲解《日知录》进行尖锐批评，讥之为“叶公之好龙”、“郑人之买椟”（注：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五。），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