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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的历史活动从来就是“决定”与“选择”的统一。历史必然性、规律性是决定人们历史选择活动的既定背景和外在客观尺度，人的历史选择活动是历史必然性，规律性的作用方式和具体体现。社会历史则是通过人类自觉选择活动而实现的自然历史过程。
    人在社会历史领域中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都是经过主体选择而展开的。活动的选择性是主体能动性的体现。唯物史观通过透视人的选择活动发现，人的选择活动具有主体性，但却不是随心所欲地进行的，它受着历史规律的制约。
    历史规律虽然不能直接被人们的感官所感知，但它通过制约人的选择活动的展开，影响选择活动的后果来表明自己的存在与作用。主体不是不想随心所欲地进行选择，只不过是由于其任意选择的活动因受历史规律的制约而难以实施，难以达到预期目的罢了。失败和教训迫使主体反思，迫使主体调整自己的活动目标，活动方式。主体为了活动的功利性，必须考虑活动的可选择性，为了合目的性，则必须合规律性，现实而成功的选择是外在尺度与内在尺度的统一，是能动与受动的统一。
    众所周知，任何时代的人都只能在前人已经创立的既定历史条件下进行历史创造活动。这些历史条件包括生产力水平、社会关系系统、文化传统等。它们作为前人活动的结果，既是后人的活动凭籍，又制约着后人活动的展开。任何人都必须正视既定的历史条件，任何人都无法超越既定的历史条件所提供的可能性而随心所欲地进行选择活动。五十年代，我们曾试图选择共产主义生产关系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主观意愿是想加快强国富民的进程，但由于超越了既定的生产力水平，反而给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带来了很大的损失。这一后果表明了生产力水平决定生产关系性质这一社会基本规律的存在与作用。这条规律不在主体的自觉选择活动之外，恰恰实现于主体的自觉选择活动之中，制约着主体的自觉选择。
    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中，社会关系对人的活动的制约不容忽视。人只能在既定的社会系统中活动，其选择活动往往受到他人选择活动的影响和限制。每个人都可以抱着不同目的、欲望，为满足自己的需要选择自己的行动，然而，“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受到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的结果就是谁也没有希望过的事物。”⑤这就是主体活动目的的预期性与活动后果的失控性。存在主义者萨特竭力否认社会制约性，其实，他诅咒“他人就是我的地狱”、“他人就是魔鬼”，就表明他已感受到“他人”即社会关系对他的约束。社会关系也是人活动的产物，一旦形成，对于每一个体来说，就是一种外在的、不可超脱的必然性，制约着人的选择活动。
    唯物史观对于历史规律性、必然性的决定作用的理解不同于机械决定论：第一，对于既定历史条件，人不是象机械决定论理解的那样只是动物式的顺应，而是顺应与改造的统一。两代人不可能面对完全相同的既定历史条件，这主要是人们在合规律性的前提下合目的地改造的结果。正由于人们不断更新社会环境的合目的性的自觉活动，才实现了社会形态合规律性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第二，历史规律性、必然性对于人的选择活动的决定作用，绝不是机械决定论所理解的线性单值因果决定式，而往往呈现出一因多果、多因多果、复合因果等状况。历史规律的决定作用在于规定主体的选择范围，这一范围由多种可能性构成，其中任何一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都可以是合规律性的，主体可以在这多种可能性中自觉自主地选择。因此，正是社会历史规律所决定的多种可能使人类有了自主选择的必要，有了创造活动的广阔场所，以及选择和创造的客观根据和基础。人们对之不满的那种历史决定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而是机械决定论，是根本不给人的选择、创造活动留有余地的命定论、宿命论。
    主体选择的自觉自主性体现为主体选择指向特定的目的。人的目的源于人的现实利益和需要。主体在多种可能性中选择何种可能性显然与主体的利益、需要直接相关。这是选择的功利性。没有主体的功利性的自觉选择，可能性就不能转化为现实性，历史规律就无法实现。波普用历史过程的主体性、随机性来抨击马克思主义对历史规律的探求。波普看到了人类社会的独特性，但却以是否具有数学的明晰性、精确性和与主体无关的绝对外在性来裁定历史规律的有无；他看到了人类活动的主体性，却由于不懂得人类活动的主体性恰恰是构成历史必然性的一个环节，正是主体性的选择体现和实现了必然性，从而不能科学地说明人与社会的关系，曲解了唯物史观。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概括为“历史决定论”，那么，这种历史决定论的本来含义是说，社会历史是人类循着其内在必然性、规律性的决定作用进行自觉选择、创造的结果。历史必然性、规律性的决定作用在于：第一，它决定了历史发展的多种可能方向；第二，它决定了社会制度的多种可能样态；第三，它决定了人的历史活动的多种可能目标、活动空间和活动方式。
    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概括为“历史选择论”，那么，这种历史选择论的本来含义是说，社会历史发展是人们在历史必然性、规律性所决定的多种可能之间自觉选择、创造的结果。人的选择作用在于：第一，选择历史发展的特定方向；第二，选择社会制度的特定样态；第三，选择自身历史活动的特定目标和活动方式。排除了历史决定论的历史选择论无异于形形色色的唯意志论。
    在社会规律的客观性与人的活动关系的讨论中，有人由社会规律存在于人的活动中的特点，导出社会规律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结论；有人担心承认主体的自觉选择会导致对社会规律客观性的否认。一个夸大主体性，一个架空客观性，然而两极相通，失误均在于没有理解人的活动是能动与受动的统一，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受自己创造的剧情制约的剧中人；都不懂得社会历史规律是通过人的自觉选择活动实现的。
    人们不仅能够在“决定”的条件下进行选择，而且可以追求“决定”条件下的最佳选择。能否进行最佳选择，则显现出主体选择能力的差异。
    由客观规律性决定的各种可能性之间存在着地位和性质等的差异。从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条件来看，既有现实的可能性，又有非现实的可能性；从可能性与选择主体的价值关系来看，有好的可能性也有坏的可能性。在多种可能性中，存在一种最具备现实条件、能够最大限度实现选择主体功利目的的可能性，主体对它的选择就是最佳选择。
    主体要做出最佳选择，第一，必须把握历史规律的运行机制和作用方式，掌握历史规律所决定的可能性总量及其差异。因为最佳的可能性包含在可能性总量之内，只有掌握可能性总量及其差异，才能区别最佳选择与一般选择，才有可能为实现最佳选择积极创造条件。毛泽东说：“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做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⑥第二，主体必须依据对客观规律、对自身利益和需要的正确认识拟定具有客观性和现实性的活动目的。主体只有确立这种切实可行的活动目的，才有可能实现“决定”条件下的最佳选择。第三，只有投身实践，才能把握并验证最佳选择。人们对于社会规律作用的多样性、复杂性，对于各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所需要的条件，对于自身的需要和利益都是在选择实践中把握的，选择效应也只有由社会实践来测试。因此，最佳选择是一个实践过程。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是最佳选择。这是经过反复实践并经过实践验证的。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为了救国救民，仁人志士曾历尽艰辛，千方百计地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中国人民痛定思痛，在革命的实践中认识到并得以验证：只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能顺应和实现历史发展趋势，才能拯救和发展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