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平集》是宋代一部重要的史籍，史料价值很高，历来为宋史研究者所重视。然而，关于它的作者，至今还是一桩悬而未决的疑案。此书南宋初行于世时，题曾巩撰。这本来不会产生什么问题，但自从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率先发难，提出“疑非巩书”后，聚讼遂起，到清修《四库全书总目》则断定其出于伪托，而非曾巩所撰。至今学术界大多以此说为是。《四库提要辩证》作者余嘉锡曾力排众疑，认定《隆平集》为曾巩所撰。或许是余氏所辨偏重于形式上的分析考证，未能更深入地将此书与曾巩所作其它文章进行对比，提出内证，故至今无人采纳其说。笔者在研究曾巩的学术活动和思想时，曾将曾巩文集与此书对照分析，发现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许多不可忽视的内在联系；再结合曾巩的学术活动和思想精神加以剖析，愈信《隆平集》为曾巩所撰无疑。今特撰此文，试图在余氏考辨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内在证据，解决此案。
    一、否定者证据之不足
    否定《隆平集》为曾巩所撰的始作俑者晁公武，在所著《郡斋读书志》卷六中这样说：“《隆平集》二十卷，皇朝曾巩撰。记五朝君臣事迹。其间记事多误，如以《太平御览》与《总类》为两书之类，或疑非巩书。”按：晁氏所揭发的错误见《隆平集》卷一《馆阁》。《太平御览》与《太平总类》实际上是同一部书，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命李昉等编修，初名《太平总类》，后因太宗亲自按日阅览过全书，故改名《太平御览》。《隆平集》将它误为两书，确是一个不小的错误。但以书中有误即疑其作者非曾巩，显然又是轻率的。曾巩虽为一代学术巨匠，偶有差错，实亦在所难免。这在他平日所作文章中自然也是存在的。要否定此书非曾巩撰，必须另有更具说服力的证据。而况，晁氏之言本身也尚有可疑之处。其一，据余嘉锡揭示，晁氏此语只在衢本《郡斋读书志》中有，而在另一版本袁本《郡斋读书志》中，却没有“其间记事多误”以下二十五字，殊属奇怪。其二，晁氏的说法亦有自相矛盾之处，在此，他大胆发出“疑非巩书”的疑问，而在同书卷十九《寇忠愍诗》条下，则又引《隆平集》卷四《寇准传》之文，并明言为曾巩之语。可见，晁氏并没有断定《隆平集》是伪书。
    晁氏之疑，本已不足为据，《四库全书总目》作者却妄加发挥，断言《隆平集》非曾巩所著。该书卷五十《隆平集》条下云：“《隆平集》二十卷，旧本题宋曾巩撰，……晁公武《读书志》摘其记《太平御览》与《总类》为两书之误，疑其非巩所作。今考巩本传，不载此集。曾肇作巩行状及韩维撰巩神道碑；罗述所著书甚备，亦无此集。据《玉海》元丰四年七月，巩充史馆修撰，十一月巩上《太祖总论》，不称上意，遂罢修《五朝史》。巩在史馆首尾仅五月，不容遽撰此本以进。其出于依托，殆无疑义。”这里，除沿袭晁公武的理由外，又提出两点：一是《宋史·曾巩传》、巩弟曾肇所作《曾巩行状》以及韩维所作《曾巩神道碑》未著录此书；二是据《玉海》所载，巩在史馆修国史的时间只有五个月，不可能这么快著成此书。
    关于曾巩在史馆修国史的时间，《玉海》卷四十六《元丰修五朝史》条原文是这样的：“（元丰）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己酉诏：直龙图阁曾巩，素以史学见称士类。见修《两朝国史》将毕，当与《三朝史》通修成书（原注：是年十一月，废编修院入史馆），宜以巩充史馆修撰，专典史事。十一月，巩上《太祖总论》，不称上意。五年四月，遂罢修《五朝史》。”《四库全书总目》在引用这段记载时，竟将“五年四月”四字漏掉，错误地得出“巩在史馆首尾仅五月”的结论来。
    这里，有必要简单交代一下曾巩修《五朝国史》的前因后果。曾巩（1019-1083），字子固，北宋建昌军南丰县（今属江西）人。仁宗嘉祐二年（1057）进士，次年为太平州司法参军。嘉祐五年冬，奉诏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兼判官告院，负责搜集、整理和校订史馆典籍。历时九年，至神宗熙宁元年（1068）结束，取得很大成绩（注：详参叶建华：《曾巩的史学活动试探》，载《河南大学学报》1989年第一期；《曾巩史学思想简论》，载《中州学刊》1990年第二期。）。次年二月，神宗又成立英宗实录院，命曾巩为检讨官，负责纂修《英宗实录》。巩受命后，即上书皇帝，提出十六条详细的编写意见（注：《曾巩集》卷三十二《英宗实录院申请札子》。），但由于巩在朝廷“不知苟且以取容，但信朴愚而自守”，“挺立无所附，远迹权贵”，受到当权者的妒嫉，“为英宗实录检讨官，不愈月，罢”（注：《曾巩集》卷三十二《齐州谢到任表》；曾肇：《曾巩行状》。）。被迫请求出京“外藩”，任越州通判。《英宗实录》后由孙觉负责编写，七月书成。
    元丰四年（1081），六十三岁高龄的曾巩在做了十二年地方官后，再次回京任史馆修撰、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典修《五朝国史》。宋代素重国史之编修，真宗时修有太祖、太宗两朝国史，仁宗时又修真宗朝国史，并与前两朝合为《三朝国史》。神宗熙宁十年（1077），命王珪监修仁宗、英宗两朝国史。元丰四年七月，神宗又以“三朝、两朝国史各自为书，将合而为之”，以成一部从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至英宗的《五朝国史》，并“专以付曾巩使合之”（注：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四《九朝国史》。）。据1970年在南丰县源头村崇觉寺出土的林希所作《曾巩墓志》记载：“（元丰）四年，（神宗）手诏中书门下曰：‘曾巩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修五朝史事。’遂以为史馆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近世修国史，必众选文学之士，以大臣监总，未有以五朝大典独付一人如公者。公入谢曰：‘此大事，非臣所敢当。’上曰：‘此用卿之渐尔。’因谕公，使自择其属。公荐邢恕以为史馆检讨。”把编修五朝大典的重任独付曾巩一人，并让其自己组织写作班子，这在古代官修国史中是罕见的。
    曾巩不负众望，一担任典修国史的重任，便首先制定了详细的编写条例，以及史料搜集的范围和方法等（注：见《曾巩集》卷三十一《史馆申请三道札子》。）。这些意见得到神宗的首肯，于是编修《五朝国史》的工作便声势浩大地开展起来。
    然而，次年四月，神宗却又下诏罢修《五朝国史》。为什么曾巩如此认真负责，而神宗却要废除史局呢？其中原委，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墓志》、《神道碑》、《行状》，以及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四、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三，均说因曾巩母亲卒而史局罢。然史局罢在四月，而巩母卒在九月。《宋史曾巩传》不云被罢之故。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则云“当考求所以罢修之故”。王应麟《玉海》等又言曾巩上《太祖总论》，不称上意而罢。据余嘉锡考证，曾巩典修《五朝国史》，实际上是被当时的御史中丞徐禧以及新进之人蔡卞等所攻罢。《四库全书总目》独信《玉海》所载，是片面的。
    总之，曾巩典修《五朝国史》，首尾时间在九个月以上，绝非仅五月。而且，退一步讲，即使仅五月，否定也不能马上成立。因为，如前所述，曾巩负责过《英宗实录》的编修，又曾参加过《宋会要》的编辑（注：《曾巩集》卷三十四《申中书乞不看详会要状》。），对宋兴以来的政事国典早就比较熟悉，当时又有三朝国史材料可资参考（注：据《曾巩集》卷三十五《拟辞免修五朝国史状》称：“两朝国史，臣所未见。”），任职之后工作又非常认真负责，这些因素都有助于曾巩修史。
    那么，为什么《神道碑》、《行状》等没有著录此书呢？这是因为，《隆平集》仅仅是曾巩所修《五朝国史》之底稿，未及定稿而史局已废，不久又遭母丧，曾巩离京奔丧，次年四月巩即病卒。所以，曾巩生前未加以正式定稿。其家属以其为史馆所修之官书，且是未成之稿，故藏之于家，存其手稿而已，并没有将它当作正式著作整理刊行，也没有把它视为曾巩的私人作品。徽宗时，淄王赵世雄（注：据余嘉锡考证，世雄与曾巩同时，约比巩小十二岁。）典宗正，于曾氏之家得到此书，遂录副本以授其子孙。绍兴初，《隆平集》始刊布于世。赵世雄的曾孙赵伯卫于绍兴十二年（1142）作序一篇，载于南宋董氏万卷堂本《隆平集》之首，详载内中原委。其中有云：“南丰曾巩子固为左史日，尝撰《隆平集》以进，……当时号为审订，颁付史馆，副存于家。虽非正史，亦草创注记之流也。”而且，即使弟子未提及，也不能马上否定此书为曾巩所作。曾巩著述甚丰，各种著录互有出入。如曾为朱熹《宋名臣言行录》、陆游《老学庵笔记》等多次引用的曾巩《杂识》一书，便不见于《神道碑》、《行状》等的记载。
    由上可见，仅以书中偶有差错及有关著作未著录、巩在史馆时间短等理由，怀疑甚至否定《隆平集》为曾巩所撰，是明显证据不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