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比读《史记》更激动人心的了，经太史公的精心选择，那一个个的历史人物无不写得龙打虎跳，读之，让人不得不佩服太史公的才情。然而，如何进行史述？如何把自己对历史的评价和看法寓于其中呢？这是大有讲究的事。
    司马迁对史料的处理是持审慎的态度的，一方面他以历史文献为史述的基本依据，另一方面为印证这些文献的可靠性，他又亲自深入实地进行考察。文献与实地考察之间的相互印证，使司马迁在信古与疑古之间作出了有机的选择，同时也使他的史述更具有真实可靠性。如他在《五帝本纪》中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从司马迁的交待中大体上可以看到这两种意向：一是使用史料时应持慎重的态度，应充分地考虑资料的可靠性。在史料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应通过文献与实地考察相互印证的办法来进行取舍。二是疑古是为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印证文献的目的是为了使史述更加真实可信。
    那么，是否可以说司马迁就不相信文献呢？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如司马迁曾明确地说《史记·殷本纪》系“采于《诗》、《书》”，又如他在《三代世表》中说：“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像这样的例子在《史记》中比比皆是，这就告诉我们，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是十分尊重已有的文化成果的。
    依据《史记》所使用的资料情况来看，司马迁最放心使用的资料为六经，进而言之，考信于六艺（六经）是司马迁进行史述撰写《史记》时的基本准则。这种格局的形成是有着一定的历史原因的。司马迁生活在儒学显于朝廷、定于一尊的年代，经过长时期的积淀，“六经”为先王政典的观念已牢固地树立在汉人的心目之中了。六经是指《诗》、《书》、《易》、《礼》、《乐》、《春秋》，早在孔子撰写《春秋》之前，除《春秋》之外，“五经”作为先王留下的政典，就已经成为了统治者最高的法典。这一意识的出现远远地早于儒家提出“六经”概念的时代，也就是说，“五经”最初并不是儒家的文化专利，儒家只是在历史的发展中取法于现成，通过认同原有的文化典章制度，在推崇孔子《春秋》的过程中才逐步把“六经”视为自己的文化专利的。
    汉初，在人们的意识中，“五经”作为先王政典，与儒家学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如新道家陆贾在推明治国之理的时候，就屡屡地在高祖刘邦面前称说《诗》、《书》[1]。又如汉初的官方哲学是黄老学说，但“好刑名之言”（《史记·儒林列传》）的汉文帝，已开始在朝廷立一经博士，即《诗》学博士。这些情况均表明，“五经”显于朝廷是因为它是先王的政典，并没有依托于儒家。然而，在诸子中，没有一家像儒家那样重视文化传统和讲究家学，当诸子们出于自身学说和政治观念的原因，表现出轻视文化传统的时候，而儒家却通过师传和家传把“六经”捧为了治道的至理。
    进入汉代以后，大力提倡“六经”的主要是儒家，特别是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儒学已彻底地战胜黄老学说成为了一枝独秀的官方学说。当司马迁把“六经”视为先王政典的时候，其思想虽然不是完全地源于儒家，但他接受和认同儒家的观念则又是有一定的依据的。事实上，“儒者以六艺为法”（《史记·太史公自序》）的观念对司马迁的影响也是很深的。在历史的传承中，与诸子百家的学说相比，儒家有更加关心“六经”治道之理的倾向。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借其父之口明确地表达了“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的意愿。从这里出发，司马迁“论考之行事”时把握的原则，是以“六经”为原点为师法对象的。无庸讳言，司马迁认同“六经”不但是因为“六经”是当时最可信的历史资料，而且还因为“六经”阐述的统治大法早已成了研究治道之理的思想灵魂。
    司马迁撰写《史记》是以“六经”为最高范本的。“六经”在《史记》中的意义大体上有三层：一是“六经”皆史，“六经”里面包含着丰富的史料。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曾郑重地表示他写作《史记》是为了“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二是“继《春秋》”的所指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孔子的《春秋》本身就是一部专门意义上的史著，司马迁以《春秋》为师法的对象，包含着对《春秋》体制与格式的自觉学习。三是司马迁接受儒家的学说，视《春秋》为高于一切的文化范本，他以孔子激励自己，以孔子第二自居，一直在把自己视为中国文化的直接继承者。“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史记·太史公自序》），在司马迁看来，“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史记·天官书》），周公与孔子之间的传递是讲文化传递间的统绪，千年之后有谁能成为中国文化的直接传人呢？司马迁自视很高，他表示要像孔子写《春秋》那样来建立自己的功业，即写出一部可与《春秋》比肩的《史记》。这就告诉我们，《史记》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著作，而是一部专门传达“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少卿书》）的思想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