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新中国成立后32年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根本是非作出了科学分析,在党内外形成了广泛的共识,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必不可少的政治基础。近二十年过去了,《历史决议》的基本观点和分析历史的方法经受了历史的考验,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和必须坚持的。坚持《历史决议》作出的科学的历史结论不动摇,是对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形成的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必不可少的政治基础。近二十年来,不管风云如何变幻,党在有关建国后的历史问题上始终坚持了《历史决议》的基本结论和基本分析。 同时,历史在前进,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也在与时俱进。近二十年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向前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入人心,既为党史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也给我们反思历史提供了一些新的角度,产生了新的领悟。由此,党对有关历史问题的认识也不断地深化、前进,这主要集中体现在邓小平、江泽民和一些党的重要文件的有关论述之中。如何把遵循《历史决议》与反映党不断深化的认识有机地统一起来,把坚持和发展结合起来,既坚持已有的基本结论,也反映站在今天的认识高度对历史的新审视,成为党史研究和宣传的重大课题。而这一课题的首要任务是要搞清楚党究竟在哪些历史问题上有那些新的认识。本文拟择其要者,就党对《历史决议》若干论断认识的深化问题作些粗略概括。 一、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历史决议》指出:“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此后两年,党的工作是处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究竟是以粉碎“四人帮”,还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起点,这个问题十分重大,事关如何更为深刻准确地反映历史的本质,并涉及党史分期问题,关系到对这两个重大事件历史地位的认定,影响到对相关重要人物历史作用的评价。《历史决议》发表的时候,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两年多,全会所带来的伟大历史进程还未完全展开,对导致时代所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深刻变革的矛盾运动,人们认识得还中很清楚,所以,《历史决议》对这两个历史事件的评价和判断,反映的只是当时对已发生的历史过程的初步认识。随着历史的前进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 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邓小平的讲话和党的文件中,是将粉碎“四人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联系在一起说的,但着重强调的是后者。例如:在1979年3月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著名讲话中,邓小平在列举了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的若干成就后说:“上述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使全党有可能把工作着重点从今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虽然过去我们已经进行了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我们仍然有足够的理由说,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页。)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自从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努力,我们已经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胜利,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 80年代中期,与对20年“左”的错误的认识相联系,邓小平更加明确地强调中国发生的变化主要是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界限的划分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确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和政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页。)。他阐明了粉碎“四人帮”为什么不能作为划分时期的界限,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还有两年徘徊,因为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搞‘两个凡是’,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注:同上书,第81页。)“‘左’的错误没有完全纠正。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中国还处在徘徊状态。直到一九七八年底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非常严肃和认真地总结了建国后的近三十年的经验。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提出了现在的一系列政策,主要是改革开放,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提出了我们的根本路线,就是把工作重点转到建设上来,不受任何干扰,一心一意、坚定不移地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注:同上书,第228页。) 同时,党的文件也比较明确地提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们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新中国的成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开始了伟大的中国文明的复兴。自从我们国家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更赋予这个复兴以新的强大生机和活力”。十三大报告讲:“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过十二大,到这次大会,共九年时间。这九年,在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以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开辟了党的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国家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此后,理论界和学术界也开始探讨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新中国历史的分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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