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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党和党的领导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过程，也就是突出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在实践中不断曲折前进。循这个主线来重新观察、分析和总结党的历史，是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反思新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新视角和新认识，是对《历史决议》的深化和丰富，具有极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二，提出了建国后头八年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也好，中间二十年犯了“左”的错误，情况不大好的重要论断。这是邓小平多次论述过的重要观点。江泽民重申：“小平同志通过回顾和分析建国以来的历史事实，认为建国后的头八年是做得好的，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成功地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到一九七八年的十二年里，工作做得不好，虽然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总的说来国家的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对外闭关自守，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制定的政策中有不少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导致不但不能发展生产力，反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他提出必须纠正过去‘左’的错误，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注：《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2056～2057页。） 这里讲的头八年，是指新中国成立后的七年，加上八大以后的一年多一点时间。“头八年好”，这是一个总的评价，并不是说这八年完美无缺。比如：具体负责起草《历史决议》的胡乔木，后来在评价1951年开展的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问题时曾明确地说：“当时这场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极端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粗暴的。因此，尽管这个批判有它特定的历史原因，但是由于批判所采取的方法，我们不但不能说它是完全正确的，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他进一步说：“从批判这部电影开始，后来发展到批判一切对武训这个人物表示过程度不同的肯定的人，以及包括连环画在内的各种作品，这就使原来的错误大大扩大了。”（注：《胡乔木谈文学艺术》，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7～328页。）再比如：《历史决议》总体上充分肯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性胜利，同时也指出其后期“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以至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又指出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存在着某些统得过多过死的弊端（注：《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62页。）。 关于“中间二十年”所犯的错误，《历史决议》的有关分析实际上已经指出了：这些错误的性质是“左”倾错误；“左”倾错误主要体现在指导思想上；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在时间、范围、程度上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这些思想，反映了80年代初我们党对“中间二十年”所犯错误初步的、但又是比较科学的总结和认识。循这个思路，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和深入发展，党的认识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有重大前进。 首先，作出了“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的精辟分析（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把“左”的错误从1957年算起，更具体一点说，是从1957年下半年算起，即从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算起，是邓小平从80年代中期开始多次表述过的重要观点，并成为党的两代领导集体的共识，在中央的一些重要文献中多次得到阐述。党的十三大的报告讲，从50年代后期开始，我们受到“左”的错误的影响。十四大的报告讲，从1957年起的20年间出现的错误，主要都是“左”。当然，在谈到“左”的错误对经济建设的影响时，邓小平也讲“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而他同时强调经济上“左”的缘起是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的政治上的“左”。关于“左”的错误的下限，一般是算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但有时也讲到1976年。这两种说法，主要是考虑问题的角度和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所以，对二十年“左”的新概括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判断，“二十年”是一个约数。对这二十年间“左”的错误的表现，邓小平、江泽民和党的有关文件的阐述是作了区分的。即“文化大革命”前后“左”的错误，无论在规模、程度、性质上都不能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等量齐观。“搞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极端，极左思潮泛滥”（注：同上书，第137页。）。相比而言，“文化大革命”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更大的挫折。 其次，更深刻地剖析了“左”的错误的主要内容。在《历史决议》对“左”的内容所作分析的基础上，邓小平作出了更为透彻的新概括，他说：“总的说来，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注：同上书，第269页。）江泽民高度评价这个“新概括”，并在党的十四大的报告中，对“左”的错误在新时期的表现作了概括，他说：“‘左’的表现主要是否定改革开放，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甚至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和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再次，高屋建瓴地阐述了“左”的错误的后果和历史启示。作为对《历史决议》关于“左”倾错误严重后果分析的引申，邓小平和江泽民的总结更着重于两个方面。一是深刻分析了“左”的错误造成的政治局面的混乱状态、经济的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以及人民生活的贫困状态。这方面的有关论述很多，不再赘述。二是从更为广阔的国际视野来认识20年“左”的错误耽误了中国发展的历史教训。邓小平、江泽民多次强调中国“耽误”了20年，没有抓住宝贵的历史机遇，发展比较慢，同世界先进水平本已缩小了的差距被拉大。邓小平说：“我们从一九五七年以后，耽误了二十年，而这二十年又是世界蓬勃发展的二十年，这是非常可惜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6页。）江泽民也指出：“由于底子薄，由于改革开放前政策上发生‘左’的失误，耽误了很长一段时间，使得我国经济同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注：《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2061页。）“耽误”了20年是一个实事求是的综合判断，这不仅可以从与同时期发达国家及周边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综合发展水平的比较中得到证明，而且可以从跟“前七年”和“后二十年”中外综合发展水平比较的对照中看到涨落。基于这些认识，邓小平和江泽民多次强调三个方面的历史启示：20年“左”的教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提供了反面教材。它以沉痛的历史代价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从而促使我们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的新道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左”的东西在党的历史上根深蒂固、危害甚大，所以，“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