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随着历史实践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显示得更加清晰、更加深刻，进一步确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划时代地位就显得更加重要、更加迫切。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坚定地继承和发展了已经形成的认识成果，集“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与“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结论为一体来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和国家，但‘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政治、思想、组织和经济上的混乱还极其严重。那时要摆脱困境，打开局面是多么不容易。一九七八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会形成的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承担起艰巨的使命，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党的十五大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所作的主题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称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在大会通过的《党章》总纲中重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1998年12月18日，江泽民又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的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辉的标志，它表明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毛泽东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往往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接近相对真理，近二十年来，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地位的认识变化过程生动地反映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实际上关于党的历史分期的最后大致确定，大多在党内外都经历了比较复杂的认识和争论过程，经历史实践的再沉淀，达到人们认识上的基本统一，反映了集体智慧的结晶和历史辩证法的力量。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分期都是如此。把党的一些重要会议作为党史分期的标志，主要是由于它们标志着社会主要矛盾、党的主要任务和政治路线等的根本性变化，具有划时代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阐明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并非违背了《历史决议》的基本结论，也没有否定和贬低粉碎“四人帮”的重大历史意义。《历史决议》讲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是相对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而言，还不是后来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一具有特定涵义的“新时期”。随着历史的发展，党对这两个重大事件的历史影响、历史地位有了更清晰、更深刻的认识，对“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概念赋予了新的历史内涵。这个重新定位，不仅更加实事求是地准确反映了历史的本然，而且更好地阐释了历史发展过程的所以然。
    二、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历史的总体估价
    如何正确分析建国后32年的历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这不仅是因为这段历史本身所体现出的正确与错误交织、辉煌与挫折变替的复杂性，而且涉及历史的与现实的、理论上的与实践上的诸多重大问题。《历史决议》对这段历史的基本分析反映了当时的认识高度，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它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我们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此后两年，“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
    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20年的错误，《历史决议》是分开论述的：“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从发动“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纠“左”努力几经反复，“但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文化大革命”的10年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此后两年，“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
    对于这些评价，邓小平、江泽民和中央的有关重要文件都予以充分肯定，并从许多方面加以论证。同时，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又有若干新的概括提炼和重要的阐释补充。从宏观上看，体现如下：
    第一，突出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及其领导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江泽民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确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成为新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同志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积极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尽管在探索中有曲折甚至有严重失误，但是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们在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努力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始全面进行大规模建设，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注：《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07～608页。）此前，他还讲到：“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为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道路。全国各族人民迸发出空前的建设热情，显示了新的社会制度的强大生命力。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一段时间里，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曾经犯过一些错误，特别是出现过‘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挫折。但是，尽管历经坎坷，我们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就，初步奠定了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文化基础。”（注：《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0页。）江泽民精辟地指出：“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反复强调的一个主题，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我们坚持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总结历史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的理论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归根到底就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注：《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4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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