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是先王政典，其内容是中国历代以来治国治民经验的总结。由于这样的原因，司马迁赋予《史记》的思想是，“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史记·太史公自序》）。在司马迁的意识中，《史记》更重要的任务是承担着总结历史兴亡之理的责任，这样，“六经”在《史记》中的意义实际上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给司马迁提供了史料和严谨的治学方法；另一方面它又给司马迁提供了研究天下兴亡大势的思想武库。可以说，司马迁对夏桀、商纣失国原因的探讨，对成汤、周武得天下事迹的关注，都表现出他对历史兴亡的终极关怀以及他对现实政治的深邃思考。
    这种终极关怀是与“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司马迁《报任少卿书》）的思想相一致的。“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目的是为了现实，因之，司马迁在关注历史的同时，又把他的重点投向了风云谲起的秦汉之际。《史记》有一百三十篇，其中直接与秦末汉初事迹相关的有三十篇左右，秦末汉初历史人物的事迹不但在《史记》中所占的篇幅最多，而且也是司马迁刻意描绘的内容之一。仅以十二本纪为例，与秦末历史人物相关的篇幅就有《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等四篇，这四篇本纪不但交待着秦失天下的原因和天下归汉的大势，而且还成功地承担着司马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思想。
    总结历史是为了现实，是为了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读《史记》则不难发现，秦汉历史人物一直是司马迁关心的重点对象。文以载道，文章是思想的载体形式，那么，司马迁是如何记载和评价秦汉之际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呢？它又是如何承担“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思想的呢？我以为有五个方面值得注意。
    其一，司马迁热切地关注着秦得天下以后的风云变幻，在《秦始皇本纪》中，司马迁除记载了秦始皇统一天下及治理天下的事迹外，他还把重点放在了揭示秦推行暴政的方面，以此引出经验教训，来探讨秦失天下的原因。这一内容不仅仅表现在《秦始皇本纪》的写作中，还反映在《李斯列传》等相关的篇幅中。在《秦始皇本纪》中，司马迁为了深入地探讨这一问题，恰到好处地引用了贾谊的《过秦论》，借此来充分地揭示秦推行暴政所带来的恶果。贾谊在总结秦亡天下的原因时提出了三点看法，一是“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贾谊认为，秦统一天下以后，没能及时地用仁义治理天下，是其丧失天下的重要原因；二是“危民易与为非”，变本加厉地推行暴政其结果是把全国人民推入火坑；三是“雍蔽之伤国也”，秦二世上台以后，继续推行暴政，其结果是使本来已岌岌可危的政权更是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贾谊《过秦论》）。
    在《史记》中，“太史公曰”虽然也时常引用别人的话来证实自己的观点，但长篇大段地引用却只有《过秦论》一例。这里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贾谊的观点引起了司马迁的共鸣，贾谊所关心的问题，也是汉初一些有识之士共同关心的问题。在贾谊写《过秦论》之前，先后有陆贾通过他的《新语》、贾山通过他的《至言》来探讨秦失天下的原因[2]，他们的观点对贾谊产生了深厚的影响。在这一背景下，贾谊写作《过秦论》虽然在传达着他像别人一样关心这一问题的意象，更重要的是，他又对秦亡天下的原因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乃至他的《过秦论》带有集陆贾、贾山观点之大成的意味。关注历史是为了现实，这一点在贾谊那里是十分明确的。由于贾谊观点的深刻性，使司马迁在关心秦亡天下的原因时，对此予以了必要的关注。第二，总结秦亡天下的原因是为了探究长治久安的问题，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司马迁是史学家，他写作《史记》的目的是为了考察天道与人道之间的关系，研究历史的变迁和帝王相承的大势。本着这一原则，司马迁试图通过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来思考现实中的问题。站在这一原则立场上，司马迁特别地注意观察秦汉间的变化大势，特别地注意总结秦亡的历史经验教训。
    其二，司马迁纵横笔墨描绘着这一时期历史人物的行为举止和精神风貌。面对暴秦残酷的统治，陈涉与吴广商量道：“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史记·陈涉世家》）寥寥数语，不但深入细致地交待出陈涉扯旗造反的原因，而且透过他的言语还揭示着“天下苦秦久矣”的思想情绪。从陈涉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到刘邦建汉再度统一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天下大乱，各类人物都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这些出身不同的人汇聚到反秦起义的潮流中，其人物的精神风貌也是各不相同的。例如黥布年少的时候有人给他相面，说他“当刑而王”（《史记·黥布列传》）。等到他壮年的时候，果然受了黥刑，因此，他不但没有意志消沉，反而以为是他走向成功的第一步。
    在汇入秦末大起义的各类人物中，既有像陈涉这样出身寒微的贫苦农民，也有像刘邦这样的市井游民、黥布那样的罪犯，还有像项羽那样的旧贵族。总之，群雄乘乱而起，虽然起义的目的各不相同，但一个共同的目标是反抗暴秦，推翻秦王朝的统治，实现人生的价值。为此，司马迁满怀激情地描绘着“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史记·太史公自序》）的历史。为了肯定他们反抗暴秦的历史功绩，司马迁满怀着激情给这些人写下了传记，极有意义的是，司马迁敢于“成一家之言”，不但把项羽的事迹写入了“本纪”，把陈涉写入“世家”，而且还根据他对历史的理解，为那些入汉以后遭到翦除的异姓王作传，甚至掬出了一捧同情的泪水。这一切，都表现出司马迁敢于进行历史评判和价值评判的勇气和精神，以及他对历史独到的理解和认识。纵横笔墨地发表自己对历史的独到的看法，如果没有独立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是难以做得到的。可以说，如果没有独立的文化品格，那么，《史记》就不会具有深长的历史哲学的意味。
    其三，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秦末之际，天下大乱，历史风云的变幻，使无数的王侯将相失去了往日的威风，与此同时，许多出身寒微的人又成为了叱咤风云的人物。如果我们将这些彼此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的传记合在一起加以阅读，则会发现司马迁在记载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时候，隐于其中的则是他的史诗意识。所谓史诗意识是指司马迁在描述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一是强调秦统一中国后，天下岌岌可危的严峻形势。由于秦得天下以后，不能及时地调整政策，致使天下人心浮动。在这一大文化的历史背景中，秦以武力吞并六国，其冷酷性给六国人氏留下了难以名状的心灵创伤，而六国人氏不满暴秦的统治，则四处散布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史记·项羽本纪》）、“亡秦者，胡也”（《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谶语。为了真实地反映这一历史现实，司马迁特别地关注六国反抗暴秦的思想情绪，充分注意描述他们的个体行为与时代要求的一致性。二是关注这一时期人物的英雄传奇性。仅以项羽为例，在反秦大起义的活动中，项羽所到之处无不披靡。特别是巨鹿一战，当诸侯畏于强秦不敢救赵的时候，是项羽力斩宋义，率部与秦军决一死战，从而给秦王朝以致命的一击。“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人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史记·项羽本纪》）在司马迁精心的描绘下，项羽成了反秦起义中最有生气的人物。所以宋代的刘辰翁说：“叙巨鹿之战，踊跃振动，极羽平生。”（《班马异同评》）明代的茅坤也说：“项羽最得意之战，太史公最得意之文。”（《史记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