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隆平集》卷十五《王回传》与《元丰类稿》卷十二《王深父文集序》、卷十五《再与欧阳舍人书》、卷十六《与王深父书》、《与王介甫三书》等比较，可以发现它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据上述文集中的文章所载，王回（字深父）病重时，王安石曾作志铭寄给曾巩看，曾巩阅后非常赞同王安石对王回的评价，认为是“发明其志，可谓能言人之所不能言者矣”。今《隆平集·王回传》虽只一百二十九字，却引录王安石的评价之语达五十余字，并以王安石语作结束：“……安石谓：‘回造次必稽孔子、孟轲所为而不为，小廉曲谨，以求名于世，其学问所得，自汉以来列儒林者罕及也。’”这个情况，绝不可能是偶然的巧合。
    此外，如《元丰类稿》卷四十二《戚舜墓志铭》谈到戚舜的祖先戚同文、戚纶、戚维时，与《隆平集》卷十三《戚纶传父同文附》语句措辞也基本相同。《隆平集》中的《侬智高传》、《狄青传》则可与《杂识二》的内容互通。其它许多传记的叙述，也都与曾巩平时写文章的风格相符合，如《李允则传》叙述“简严最有精彩”，“非得此妙笔，不足以传之”。《曹克明传》“错综轶宕，极有生色”。《杨邺传》“叙杨邺设谋力战处，如读《项羽记》、《刺客传》，令人可悲可涕，何等笔力”！《耶律隆绪传》“叙事中间以议论，行之何等活泼”、“措语简要，而有分寸”，“妙有姿致”。《夏国赵保吉传》“错落入妙”，“雄健错落”，“逐段引人入胜，与《五代史》可称合璧”（注：引文见清彭期所作《隆平集》批注。）
    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即《隆平集》与《元丰类稿》的作者只能是同一个人，即曾巩。唯一有所例外的是《隆平集》卷十五《徐复传》与《元丰类稿》卷四十八《徐复传》，两者不仅简详不一，记载内容差别也很大，未知何故。
    （二）宋人引录《隆平集》者均称其为曾巩之书
    《隆平集》于南宋绍兴年间刊行后，虽流布不广，但已为人们所重视和引用。南宋几位著名的史学家吴曾、李焘、李心传、杜大珪等，都在他们的著作中引录过《隆平集》的内容，而均称其为曾巩所作，未曾稍疑其伪。这是《隆平集》为曾巩所作的有力旁证。
    南宋绍兴年间吴曾所著《能改斋漫录》一书，素以征引繁富、考据精确见称。其书卷五《牛僧孺聪明台》条，曾记录有这么一段话：“《国史刘沆列传》，曾南丰撰，云：‘沆，吉州永新人。曾祖景洪，事杨行密为江西牙将。有彭玕者，据州称太守，胁景洪附湖南，伪许之。复以州归行密，遂不仕。尝谓人曰：我不从彭玕，当活万余人，后必有隆者。因名所居山曰后隆山。山有唐牛僧孺读书堂故基，即其上筑台曰聪明台。沆母梦牛相公来而生沆。’以上皆列传所载。”今查《隆平集》卷五《刘沆传》，果有此段记载。足证《隆平集》为曾巩所撰国史之底稿无疑。
    《能改斋漫录》卷十二《晏元献节俭》条又云：“曾南丰与公同乡里，元丰间，神宗命以史事。其传公曰：‘虽少富贵，奉养若寒士。’考公手帖，则曾传可谓得实。”今《隆平集》卷五《晏殊传》里，果然有“虽少富贵，奉养若寒士”两语。
    与吴曾《能改斋漫录》可以互证的是，南宋绍熙间杜大珪编《名臣碑传琬琰集》，其中有种放、范质、刘沆、包拯等四十三篇传记之文，皆题为“曾太史巩撰”或“曾舍人巩撰”。这些传记今均见于《隆平集》中，内容完全相同。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于卷四十八、九十五、九十六曾三次引用《隆平集》的内容，并在卷九十五所引文前明著“曾氏《隆平集》”五字，可见，李焘亦未曾怀疑《隆平集》为曾巩所撰。
    李心传《旧闻证误》卷一《王文正遗事》谈到张师德（字尚贤）两诣王旦门不得见，旦谓师德奔竞，李心传辨之曰：“曾子固《隆平集》云：尚贤‘守道不回，执政不悦，在两掖者九年’。则似非奔竞者。”此语今见《隆平集》卷十四《张师德传》中，可见，李心传也直指《隆平集》为曾巩之书。
    此外，南宋初李元纲在《厚德录》中也曾引《隆平集》材料达三十条，而皆直称为“曾子固《隆平集》”（注：见《说郛》卷九十四。）。
    （三）《隆平集》为曾巩所修《五朝国史》之底稿
    我们说《隆平集》为曾巩所修《五朝国史》之底稿，不仅有前引赵伯卫序和上引吴曾《能改斋漫录》（称其为“国史”）、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称其为“太史”）等为旁证，而且还可以从《隆平集》的内容与曾巩当日修国史时所拟订的内容进行比较，作为内证。
    首先，从记事时间看，两者相吻合，皆记宋太祖至英宗五朝史事，如是伪作，很难如此巧合。
    其次，从记载的范围看，根据曾巩所上《史馆申请三道札子》称，《五朝国史》的记载范围是宋兴以来五位皇帝的功德以及群臣拜罢、刑法、食货，特别是五朝名臣良士的言行功实等。今《隆平集》所记载的正是这方面的内容。
    第三，从编写体例和原则看，当时曾巩规定《五朝国史》略仿司马迁《史记》体例，有本纪，有记载群臣拜罢的《百官表》，有记载刑法、食货、天文、灾祥的各志，有人物传。其原则是只记“善恶可劝戒，是非后世当考者。其细故常行，不备书”。“名位虽崇而事迹无可纪者，不必传。或善恶有可见者，则附见之”。今《隆平集》虽无纪、表、志（恐未成），但前三卷内容反映的正是这些情况，其中“圣绪”冠以首篇，似本纪之内容，“宰执”、“官名”、“官司”诸篇，则与百官表无异，其余各篇则明显属志的内容。卷四以下的人物传记，则集中体现了“善恶劝戒”的记事原则。每篇传记长短不拘，长的几千字，短的百余字，都是善恶分明，并时有附传，而遇到重要的章疏奏折，亦予以记载，深得《史》、《汉》列传之堂奥。前引《李允则传》、《曹克明传》等皆是如此。而《狄青传》，也是“叙述错综简括，颇得《史》、《汉》丰骨”。《范仲淹传》则长达二千四百余字，详载仲淹的许多重要章奏，史料价值极高。另如卷十五《赵师旦》、《曹觐》、《孔宗旦》三传，采用了《史记》合传之体，将这三位同时慷慨就义于侬智高叛乱的勇士合在一起叙述，“真令人读之无不感愤涕泪，得《史记》合传之体”（注：引文见清彭期所作《隆平集》批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