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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有的学者认为中共党史的研究对象应有一定的范围。1980年9月21日，胡乔木在谈到中共党史和国史的关系时曾说：“我们应该确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生活中究竟占什么地位，应该给它明确的规定，不能给它笼统的规定。所谓笼统的规定，就是说工人阶级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什么什么，或者说中国共产党是什么什么的领导核心。这个话是不错的，但是是不够的。”“因为要领导，就发生几个方面的问题：究竟是怎么领导法？究竟领导到多大的范围？有一些范围确实是有必要去领导的。纯粹学术性的问题，党怎么去领导呢？何必去找这个麻烦呢？”他还说：“另外一个方面，党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范围之内，不能够超出这个范围之外。……我想，我们过去已经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所以需要说得更加具体。”（注：《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126页。）1992年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教学大纲》（试用本），虽然认为中共党史研究的对象是整个党的发展过程，但又认为“主要是党的战略、策略的理论和实践，也包括党的自身建设问题。战略，是指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总目标、总任务、总路线；策略，是指党为实现战略目标所制定的具体路线、具体政策”，这与上述观点是接近的。根据胡乔木的意见，李向前在2000年明确提出：“党史研究的对象，不应超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党的决策过程和它的机制，以及党在相应问题上思想活动的范围。”“党的领导并不是无限制地延伸到所有方面和所有细节，因此党史研究也是有限度的，不能把历史叙述无限制地推进到一切方面去。同时党的活动，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之内。党的活动的限度，也不能超越这个界限。甚至对于那些超越了限度的历史教训，还应该给予总结。”（注：《党史与国史：在怎样的意义上应有区别？》，《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 另外，福建省委党校研究生陈振文在2000年还提出，应该把“规律”作为党史学研究的对象（注：《关于中共党史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党史研究与教学》2000年第6期。）。 关于中共党史学科的研究内容，有的学者认为比较具体、丰富，可以列出许多条；是相对变动的，可以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研究者视野的扩大，不断充实新的内容；它被包含在研究对象之中，而不能包含研究对象，与研究对象的关系是包含与被包含、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至于具体的表述，有多种概括：侯且岸认为有六个方面（注：侯且岸：《略论党史学的研究对象》（打印稿）。），王仲清认为有七个方面（注：王仲清主编：《中共党史学概论》，第95、94页。），周一平认为有八个方面（注：周一平：《中共党史》（待印稿）。），有的认为应概括为党的基本实践、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经验四个方面（注：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有的认为应概括为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四个方面（注：卢耸岗主编：《党史研究概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有的则认为可以从纵横两个方面加以划分：以横断面分，可划为全国党史和地方党史两大部分；从纵切面分，可划出党的组织沿革史、政治斗争史、军事斗争史、统一战线史、党内斗争史、自身建设史、领导决策史，还要涉及党所领导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注：赵荣达：《中共党史？党史学？党史课》（打印稿）。）。 在撰写和修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时，胡乔木曾多次提出，要处理好党和人民、党内同志和党外朋友、党的领导和广大党员、干部的关系，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把中共党史写得很狭窄，甚至仅仅写成中央领导人或一个人的历史。杨凤城也提出，中共党史既要研究中央领导层的决策过程，又要研究地方和基层党组织、普通党员和普通民众的活动。只有从决策者与执行者的互动中，从党和社会的互动中才能写出党史的全貌（注：《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规范与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但是，正如前面所说的党史研究对象一样，也不能把党史研究的内容无限扩大，包罗万象，把什么都包括进去。那样，中共党史就等同于中国革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了。 六、关于中共党史学科功能的研究 过去，一般只强调中共党史学科的政治功能，即总结历史经验，为当前工作服务，资政育人。但是，近年来有的学者提出，中共党史学有两种功能。齐鹏飞认为：一方面，中共党史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借鉴功能、政治宣传功能、为现实服务的直接性的实用功能、教育功能、“求善”功能，具有社会价值；另一方面又具有学术功能、认识功能、为现实服务的间接性基础功能，具有学术价值（注：《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功能与政治功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杨凤城也认为：中共党史一方面是一门党性、政治性很强的学科，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知识领域、学术领域，它本身就有存在的价值和文化学术功能”（注：《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规范与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我认为，他们的意见是对的。从领导者的角度讲，当然主要是强调它的政治功能；但作为学者，就必须同时重视它的两个方面的功能。如果不重视它的学术功能、认识功能、文化功能，研究就不容易深入，成果也往往缺乏长久保留价值。 七、关于中共党史指导理论的研究 过去，主要强调中共党史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为指导。现在，我们仍然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为指导，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对于怎么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为指导，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提出了新的看法。 1989年，张静如、侯且岸在《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中提出，除了唯物史观以外，指导中共党史研究的还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二者不仅有指导关系，而且有包含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是分层次的，除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外，还应该有低一层次的关于历史过程具体规律的理论，以解决类似历史过程的阶段性、发展趋向以及评价历史事件、人物、群体的原则等等问题（注：《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 1995年，张静如在《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一书中，从五个方面，深入研究了如何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贯彻到党史学领域的问题：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全过程的核心内容，应该注意如何使中共党史学主体部分的研究体系和研究重点体现这一核心内容，并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标准，衡量政党、集团和个人的历史作用，评判历史事件的性质、作用和意义；二、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过程是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应该明确中国共产党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把对这种作用的描述和分析，贯穿到中共党史研究中，并从现代化的角度评价重大历史事件的作用；三、应该重视中国近现代社会进化的过程，把进化过程看做社会变革的基础，并以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另外，书中还论述了社会意识与党史学、个人和群众与党史学的关系（注：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这本著作的出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 1999年，张静如、张勇在《创新与中共党史研究》中提出，为了更好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导中共党史研究，应该建立起一个中共党史学的中介理论体系，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的基本原理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实际相结合，提出若干理论原则，并形成体系，用以指导具体研究。有了这样的中介理论体系，中共党史学理论的特色就会凸现出来（注：《党史研究与教学》1999年第3期。）。 张静如的上述思想，王炳林在《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一书中，又作了进一步阐发，并具体论述了怎么运用邓小平理论指导中共党史研究的问题，指出应该把群众利益原则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使两个标准有机结合起来，共同作为中共党史研究体系的重要内容和评判历史事件与人物的标准，这样会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共产党历史本质的认识（注：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历史理论以外，很多学者还指出中共党史研究应该大胆吸取传统史学和西方文学的正确理论，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力争形成中共党史研究的专门理论。只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指导才能具体化，具有更强的指导性。 八、关于中共党史研究方法的研究 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有不少论著进行了探讨。有的学者认为，根据不同的性质、作用、范围，党史学方法大体上可分为基本方法、具体方法、特殊方法三个层次。基本方法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具体方法是指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研究党史的各种具体方法；特殊方法是指仅仅适用于党史领域某些专门分支学科或某些领域的特殊方法，包括数学计量方法、统计方法、图表方法等（注：林强：《中共党史学方法论研究》，《福建党史月刊》1989年第11期。）。有的还提出应该建立一个完整有序的、包括不同层次的方法论体系，这个体系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指导性方法；二是综合性方法；三是各种具体方法；四是技术性方法（注：陈绪文：《关于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党史研究与教学》2000年第6期。）。 除传统的研究方法外，张静如提出研究方法应该多样化。1989年，他就提出应注意考察社会心理，运用全面的历史比较研究法、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相结合的考察法、历史的逆向考察法等等（注：张静如、侯且岸：《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1991年，他又提出要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注：《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后来，他又提出可以从人类学、文化学角度进行研究，可以采用历史比较法、逆向考察法、系统方法、数量分析法，以及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法、分层次研究法、纵横比较法、科学假设法、历史跟踪法、地理环境与社会历史发展考察方法等等（注：张静如、王炳林：《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回顾与思考》，《北京党史》1999年第2期。）。必须具有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精神，从研究方法、研究角度、研究领域、发掘史料、研究手段等等方面进行创新（注：张静如、张勇：《创新与中共党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1999年第3期。）。中共党史研究今后要朝着现代化、科学化、社会化方向发展，即研究的目的、内容、方法和手段，都要符合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方向和需求；研究的内容要正确反映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真实面貌；要面向社会，更好地发挥中共党史学的社会功能，为社会服务（注：张静如：《党史研究要现代化、科学化、社会化》，《北京党史研究》2000年第6期；《二十世纪与中共党史学》，《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1期。）。他提出的以社会史为基础研究中共党史，以及从现代化的角度研究中共党史等主张，在中共党史学界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还有的学者提出，应该采用系统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共党史，把中共党史放到中国社会国际社会的动态系统及大系统中去研究（注：陈日增：《系统方法在党史研究中的应用试探》，《福建党史月刊》1990年第9期；丁卫平：《系统科学方法与中共党史研究》，《长白学刊》1989年第1期；汤立双：《关于系统理论与中共党史研究的断想》，《党史研究与教学》2001年第5期。）。齐鹏飞认为，现在的中共党史研究是线性思维，存在静止化、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弊病。如运用非线性思维，即系统理论，就可以避免这种弊病，透视出线性思维下不能分析出的系统内部各部分之间的互动以及系统内部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所产生的整体涌现性以及系统的多样性、多向性、多变性和非加和性、非一一对应性、非“非此即彼”性。因此，面向新世纪的中共党史学欲走出相对封闭的传统模式的束缚而谋求科学化、规范化的发展目标，必须进行由线性思维向非线性思维的转换（注：《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功能与政治功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