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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且岸提出，应该加强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历史文化取向。他认为，历史和文化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在中共党史学理论体系和研究的各个领域中，都需要展示文化的存在，厘清中共党史与文化的理路，揭示中共党史研究对象的文化内涵，阐明中共党史与先进文化的关系。这样做，无疑将拓宽研究视角，扩大研究领域，促进研究工作的深入，同时也将激活中共党史学科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联系，构筑新的学术基点，走向跨学科研究，与国际学术相联接（注：《论中共党史学的历史文化取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杨凤城提出，应建立两套规范和话语系统。他认为，因为中共党史研究有资政育人和文化学术两种功能，所以应该有两套规范和话语：一套是适用于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规范、话语，一套是适用于知识研究的规范、话语。前一套规范、话语主要以党的文件和重要领导人的界说为准，事实上是把研究材料当成了结论，没有从材料中跳出来，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在学术研究中，应尽可能地从客观的立场出发，运用中性而严谨的学术话语，实现由意识形态规范、话语向学术规范、话语的转换（注：《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规范与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龚育之还论述了在写作党史著述中应解决好的十个关系：一、站在党的立场写历史和站在科学的立场写历史的统一；二、按照历史原貌写历史和站在时代高度写历史的统一；三、写党的历史和写人民的历史、国家的历史的统一；四、写党领导人民进行政治斗争的历史和写党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历史的统一；五、概括史学界已有成果基础上写历史和力求有新的发现、新的论述写历史的统一；六、用广角镜头写历史和用特写镜头写历史的统一；七、叙述历史和议论历史的统一；八、观察国内和观察世界的统一；九、写成绩和写失误的关系；十、写新观点与写成熟的观点的关系（注：《理论？党性？方法--龚育之谈建国以来党史的研究》，《中国党政干部论坛》1999年第7期。）。 另外，很多学者还提出，中共党史研究应广泛吸取传统史学、西方史学、其他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如谢荫明提出，要重视和引进六种研究方法于中共党史的研究：（1）吸收和借鉴中国传统治史的理论和方法。（2）跨学科的综合分析方法。……将人口学、政治学、经济学、民族学、心理学等诸多其他学科运用于中共党史研究。（3）运用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4）历史计量研究法。（5）比较研究法。（6）口述史学（注：转引自卢耸岗主编：《党史研究概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35～36页。）。在1997年中共中央党校举办的中共党史师资班上，我也曾经介绍了十种中共党史研究易于采用又较为成功的研究方法，如口述史学方法，即时史学方法（美国称为瞬时史学），心理史学方法（又称心态史学方法），文化史学方法，政治学研究方法，领导学研究方法，长时段研究方法等等，并提出应该开阔视野，不要只从中国共产党本身的角度研究中共党史，应该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放到整个中国现代史的范围内加以考察，因为中共党史只是中国现代史的一部分，如果从现代中国的角度研究中共党史，对有些问题的看法可能就不一样。（注：《关于深化党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和建议》，《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4期。）。 九、关于中共党史学理论体系和研究体系的研究 关于这个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也提出来了，但表述不太一样，有的表述为理论体系，有的表述为研究体系，有的则把二者混用或等同起来，因此，这里也把它一起加以介绍。关于这个问题，现在主要有六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共党史学的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王仲清主编的《中共党史学概论》一书，就持这种观点。因此，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基本原理，以及它在中共党史学科中的具体运用，研究中共党史学科的性质、特点、社会功能、对象、内容、体系和中共党史的分期，研究把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应用于中共党史研究时需要注意的问题，等等（注：《中共党史学概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根据这种看法，这本书依次论述了中共党史的性质、特点、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理论和方法、史学批评、地方党史研究、党史工作者的素养等问题。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共党史学的理论体系，主要由党史本体论、党史认识论、党史方法论三部分组成。所谓党史本体论，指的是对于党的历史过程本身的性质和特点的认识，其核心是社会历史观，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它包括以下这些问题：党的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党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与人们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是什么？党史发展中的物质性因素和精神性因素是什么关系？党史发展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普遍性和特殊性是什么关系？等等。所谓党史认识论，指的是对党史研究的特点和功能、主体和客体、主观性和客观性、阶级性和科学性、相对性和绝对性等问题的认识。所谓党史方法论，指的是关于党史研究方法的理论。党史本体论是党史学理论体系的核心，是最高层次的理论，党史认识论和党史方法论则是它的基础，三者构成了“三足鼎立式”的立体结构（注：易豪精、林强：《加强中共党史学理论的研究--中共党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讨会综述》。）。 第三种观点认为，可以把党史学理论的总体结构，划分为最高、基础、反映三个层次。最高层次就是中共党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属历史哲学；反映层次指的是全国党史、地方党史、专门史，是反映历史过程、历史的本质和规律的；基础层次是指党史史料，包括文献资料、革命文物、回忆录（注：林强：《中共党史学方法论研究》，《福建党史月刊》1989年第11期。）。 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共党史学理论有历史观、历史理论和方法论三部分组成。历史观是根本指导原则，即唯物史观；历史理论是用唯物史观指导中共党史研究的中介理论；方法论包括理论层面上的哲学方法和具体研究方法；三者既不能相互代替，又不能截然分开（注：张静如、王炳林：《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回顾与思考》，《北京党史》1999年第2期。）。中共党史学的研究体系，基本内容则与历史是一致的，但又有自己的特点，大致包括通史类、断代史类、专史类、地区史类、行业史类、人物志类、研究性回忆类、基础理论类八大类（注：张静如：《中共党史学诠释》，《北京党史研究》1997年第3期。）。 第五种观点认为，中共党史学的理论体系应包括中共党史学体系的构建研究、中共党史文献学研究、中共党史史料学研究、中共党史学史研究、中共党史学理论研究、中共党史学评价研究、中共党史学界著名史家评介、国内外中共党史学研究理论述评、中共党史学未来发展研究等九个方面（注：谢荫明：在《中共党史研究二十年的发展》座谈会上的发言，《北京党史研究》1998年第5期。）。 第六种观点认为，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包括导师论、对象论、范畴论、价值论、原则论、方法论、素养论、历史论、教学论、现状论等八个方面（注：曹军：《中共党史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这里虽然讲的是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但事实上是讲的中共党史学的理论体系。 这几种观点，都有道理。我认为，从狭义的中共党史学，即作为中共党史这门学科的理论的中共党史学来说，主要内容应该包括以下七个方面：1.中共党史学概论，诸如什么是中共党史，中共党史学科的性质、特点、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体系和分期等等；2.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史学理论；3.中共党史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同时还应借鉴传统史学、西方史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切有用的研究方法；4.中共党史学史，即中共党史学产生、发展的历史，包括各个时期的发展脉络、代表人物、理论观点、重要著作、史学流派等等；5.中共党史文献学和史料学；6.中共党史编写学，即关于各种类型的党史论文、著作、读物如何撰写，各种党史资料如何编辑等方面的学问；7.中共党史研究主体学，即对于党史研究工作者的要求和应具备的素养的研究。 从上述介绍可以看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已经取得显著的成就，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透。很多问题已经提出来了，但还没有很好地解决，还没有真正形成一套系统的、有自己特点的中共党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要使中共党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进一步加强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构筑起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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