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傅斯年的名字和“史料学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在他的明确倡导下，中国近代史学研究领域内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史料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派别，而这一派别的兴起和发展以及对史学研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又无疑提高了他的知名度，使他成为本世纪初史学界的名流，因此，提到傅斯年，就不能不提到“史料学派”，而谈到“史料学派”。也不能不注意到傅斯年史学思想的渊源，以及他的史学思想对这一学术研究派别的兴起和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一、傅斯年是“史料学派”的创建者和精神领袖
    “史料学派”，是本世纪中国史学研究领域内一个具有庞大声势和广泛影响的学术派别。因他们曾提倡“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所以，也有人称其为科学派。但是，这一派别主要以史料作为史学的研究对象，特别注意史料的搜集、整理与保存，因此，人们更多地称其为“史料学派”。
    本世纪初，中国史学研究领域受到了西方史学思潮的猛烈冲击。在新形势下，如何发展史学，使史学研究跟上时代步伐，顺应历史潮流。成了有志于新史学发展一代知识分子所必须要解决的问题。面对现实的挑战，一大批受过中国传统史学良好教育，同时又受到西方史学思想影响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寻求史学研究新途径的同时，也开始对史学研究的对象、研究方法、乃至史学本身进行了一些新的解释。他们有的认为，历史研究法就是史料考订法，何柄松在《通史新义》中就这样说到：“历史研究法，即研究此种材料之方法，目的在于决定此种留有古迹之古代事实为何”。①有的则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它之所以成为科学，则是依靠史料学方面的工作。如杨鸿烈在《史学通论》中也提到：“近代史学以成为科学的原因，就在于它的方法纯然是属于科学的……现在历史家的注意大部分都向到‘材料性质’、‘材料正确’和‘材料缺点’方面去。”②有的则进一步说明史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史料考订学。胡适在谈到史学为何时，就曾这样断言：“史学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的，重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一方面是艺术的，重在史实的叙述与解释。”③由于对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乃至史学本身的解释不同，所以在中国近代史学研究领域里就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派别，这里比较有影响的就有以王国维和陈垣为代表的考证学派；以胡适和顾颉刚为领袖的方法学派和以傅斯年、陈寅恪为代表的“史料学派”。④……在这些诸多的学术派别中，相较而言，“史料学派”出现较晚，但其影响和规模却较之其它学派为大。在治史方法上，它汲取了考证学派和方法学派之长，形成别具一格的治史原则；在治史思想上，它则融贯中西，在史学研究领域里独树一帜。因此，规模渐大，影响日深，在史学领域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史料学派”能够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和广泛影响的学术派别，和傅斯年明确提出“史学本是史料学”的治史思想以及他特殊地位的影响密切相关。
    1929年，傅斯年在北京大学讲授《史学方法》导论时就这样说到：“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史学便是史料学”。同年，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再次明确提出，“近代历史学只是史科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⑤此后，他在《考古学新方法》、《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序》、《明清史料档案甲集序》以及《史料与史学发刊词》等诸种著作中重申了这一主张。傅斯年的“史学本是史料学”概括起来，包含了下列几种含义：其一，从史料中可得大量的“客观知识”，而坚实的事实只能得知于最下层的史料之中。其二，“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明显。”其三，史学的起点，在保存材料，收集材料；史学的革新在扩充材料和工具，尤其是寻找新材料、利用新工具。其四，肯定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本业在“纯就史料以探史实”。⑥综而观之，实际上就是强调史学研究当以史料学为根本，除此之外，别无途径。由于傅斯年是当时的学术名流，又主持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所以，他的这种治史主张一提出就引起了史学界的广泛重视。特别是著名学者蔡元培在《明清史料序》中也明确提出了“史学本是史料学”的同样主张，在当时史学领域内更是引起强烈的反响。一大批在傅斯年之前就有这种治史倾向或是在傅斯年之后赞同其主张的知名学者莫不望风承流，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傅斯年的这一主张看成了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
    作为一个学术派别，“史料学派”是在傅斯年的“史学本是史料学”的治史思想直接武装下而逐渐形成的。1928年以傅斯年为首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和傅斯年“近代历史学只是史科学”观点的提出，是“史料学派”逐渐形成的两个主要标志。前者表明，“史料学派”有了发展自己学术派别的组织机构和学术阵地，后者表明，“史料学派”有了进行史学研究的思想原则，也是这两点，决定着“史料学派”成为傅斯年史学思想的传播者和实践者。从大的方面看，“史料学派”在指导思想上把史料学当着史学研究的根本；在治学方法上，则遵循傅斯年“考史而不著史”和陈寅恪“喜聚异同宁繁毋简”的原则，认为只要将各种性质、形式、来源与出现先后不同的史料进行比较，得出事物“近真”的头绪和关系便算达到了目的。由于傅斯年反复强调材料和工具的根本重要性，所以，史语所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收集材料、整理材料、扩充材料、保存材料、比较材料而进行的。因此，按照傅斯年“照着材料出货”精神，“因行动扩充材料，因时代扩充工具”便成为“史料学派”进行学术活动的一般特点。从“史料学派”产生的历史环境看，它在治史思想上力求融会中西，希望史学走上“科学化”道路，这和考据学派、方法学派有许多共同之处，在治史方法上，也能兼蓄并取。如傅斯年就曾推广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倡为比较考证法，在此基础上，又揉合中西语言学传统，发明一治思想史的历史语言门径。这些学派的区别只是研究历史的起点、角度和侧重点不同罢了。有的重方法，有的贵材料，有的则尊理论，互相影响，又互相融合，如到后来，“方法学派与‘史料学派’的差别开始逐渐模糊，因而一同被视为新考据学派”，⑦就是最好的说明。
    傅斯年虽然不是把史学与史料学联系在一起的第一人，但是，他却是明确将“史学本是史料学”作为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提出，并和用其特殊地位对这一主张进行宣传的主要人物。尽管在他之前已有人把史学和史料学联系到一起，在他之后也有人提出“史学本是史料学”的相同主张，但对“史料学派”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都远远不及于他。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史料学派”诞生的同时，傅斯年已经成为这一学术研究派别的一代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