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料学派”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和傅斯年对“史料学派”的贡献
    “史料学派”作为一个具有较大规模和广泛影响的学术研究派别，曾一度是史学研究领域内的一面旗帜，在中国史学研究领域内盛极一时，并影响史学的发展方向长达数十年之久。它们不仅领导着史学研究的发展方向，而且在史学领域内对史学研究的一般原则、史学教育的规范，乃至史家的著史风格，都有着直接地，具体地影响。从大的方面讲，在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里。“史料学派”都打上了自己的深深烙印。具体来讲，“史料学派”则扩大了史学研究的新范围，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途径，对中国近代史学研究领域内学术空气的活跃，史学的繁荣做出了自己卓有成效的贡献，因此它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也占据着重要地位。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傅斯年“史学本是史料学”的史观从酝酿到形成时期，也是“史料学派”逐渐兴起，“喜聚异同宁繁毋简”及“考史而不著史”学风席卷史学研究领域的时期；三、四十年代，是傅斯年在“史学本是史料学”的大旨下，领导历史语言研究所从事学术研究的鼎盛时期，也是“史料学派”在史学领域占据重要地位的“黄金时代”；四十年代末期，傅斯年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居台湾，“史料学派”在大陆的影响虽然逐渐衰落，但是在台湾，“史学本是史料学”的观点仍占据统治地位。影响台湾史学研究达数十年之久。随着傅斯年五十年代初去世，“史料学派”便失去了一面旗帜，到六、七十年代，“史料学派”在港台学者的指责和批评声中，慢慢走向了其衰落时期。现在，虽然在港台地区仍有人坚持“史学本是史料学”的观点，但作为一个具有庞大声势和广泛影响的学术研究派别--“史料学派”已不复存在。因此，从“史料学派”存在和发展的几个阶段看，“史料学派”的兴衰和傅斯年的个人影响是密不可分的。具体到傅斯年对“史料学派”在学术上的影响，至少应该包含下列几个方面。
    其一，傅斯年在理论上揭示了“近代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大旨，开创了“史料学派”的一代学风。
    傅斯年认为，历史不过是许多偶然事件的堆集。他说：“历史者，上句不接下句，一大堆乱七八糟之事实地。”（17）认为历史实在无任何规律可循，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他反对把社会历史作为客观有规律的体系来研究，反对历史学家对史实进行客观分析，而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只是发现和整理好材料。他说：“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史实自然显明了”。（18）主张“考史而不著史”，反对“放言史意”和“空谈史观”。不仅如此，他还反对点窜成史，抄袭成书的偷懒恶习，提倡“务实”和“求真”，即“动手动脚找东西”、“让材料来说话”的风尚。这样，不仅在思想上影响了史学的发展方向，而且在学术研究上独树一帜，从而开创了以“考史而不著史”为其特点，以整理、收集和考订材料为其内容，以“务实”和“求真”为其风格的一代学术派别--“史料学派”的治学风气。因此，可以说，在“史料学派”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傅斯年实际起到“开风气、立规矩、定方法、辟路径的作用。”（19）
    其二，在傅斯年的领导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为本世纪初史学领域里的中心机构。在傅斯年主持下，“史语所”所有卓有成效的学术活动，都无一不扩大了“史料学派”的声势和影响。
    傅斯年认为：“西洋人作学问不是去读书，而是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所以……学问才有四方的发展，向上的增高。”（20）鉴于此，他要求史学家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21）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发掘一切可以发掘的材料，寻找一切可以寻找的史迹，使史学研究的范围得到扩大，他还认为：“现代历史研究，已成为一个各种科学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以工具”。（22）因此，他要求人们充分利用这些工具，用“科学的方法”来开拓历史研究的新途径。傅斯年的这些观点，在“史语所”的学术活动中得到充分贯彻。这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史语所”对《明实录》的校勘。“史语所”先后有数十人参加，他们收罗了海内外所藏《明实录》的各种版本比照校勘，使校印本《明实录》成为现存《明实录》各版本中最完全的本子，这不能不说是“史语所”的一大贡献。此外还在语言学、民族学等与历史研究有密切关系的学科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从“史语所”所进行的学术活动看，有诸多方面都扩大了史学研究的范围，开拓了史学研究的途径。而这种尝试的本身同时扩大了“史语所”本身的影响，也扩大了“史料学派”的影响。
    其三，由于傅斯年在史学研究领域享有较高的声誉和地位，所以，在他周围也就聚集着一大批赞同其治史主张的“专家型”学者。同时，在傅斯年领导下的“史语所”也培养了大批“能使用近代西洋人所使用之工具之少年学者”。（23）而这些“专家型”学者和“少年学者”在学术上的成就，也就为“史料学派”成为中国现代史学研究领域内一个具有相当规模和顽强生命力的研究派别，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傅斯年是学术界名流，其治史主张所反映的又是时代潮流里的一个信仰，所以“史学于是科学”的观点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支持。这一部分专家学者，虽然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史观的不乏其人，但在当时，却都是傅斯年“史学本是史料学”观点的支持者或赞同者。尤其是一部分少年学者，他们不仅以傅斯年的“史学本是史料学”为其指导思想，而且，他们本身已成为“史语所”的学术研究骨干和“史料学派”的力量术研究中坚。这一部分人的存在，不仅使“史料学派”作为一个具有强大声势和广泛影响的学派别的出现成为可能，而且，使得这一学术派别后继有人，从而能够影响中国史学研究领域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从某种程度上讲，傅斯年对“史料学派”的影响，在诸多方面都是通过他们来实现的。实际上，这一部分专家学者已经成为傅斯年在史学研究领域的代言人和“史学本是史料学”治史思想的传播者和贯彻者。
    作为一个在特定历史环境中掘起，并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发展的学术派别，“史料学派”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和不足。例如“在考据学风下，史学家容易陷在史料与枝节问题里面，而不能高瞻远瞩地看历史的发展，”（24）个别的研究者容易钻入孤立的牛角尖被，资料牵着鼻子走，从而忽视了历史学社会功能的积极作用。除此外，“史料学派”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缺乏理论思维。一旦在理论上遭到抨击，就没有任何应战能力。（25）“史料学派”所有的这些缺憾和不足，也正是它们在史学界虽然盛极一时，但最终也不得不迅速走向其暮落的根本原因。
    注释：
    ①何炳松《通史新义》商务印书馆19630年版第3页。
    ②杨鸿烈《史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70页。
    ③顾颉刚编《古史辩》（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40页。
    ④参阅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有关史学派别的划分方法。
    ⑤（13）（14）（15）（16）（17）（18）（20）（21）（22）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见《傅斯年》第四册。
    ⑥⑦（19）（23）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21、3、215、229页。
    ⑧⑨王尔敏《史学方法》，华东书局1933年版第121、121页。
    ⑩荣孟源《史料和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页。
    （11）（12）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8、154页。
    （24）杜维运言论，载《史学与社会科学论集》，明文书局1983年版第61页。
    （25）王戎笙《台港史学方法论述评》。载《史学理论》19178年第1期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