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料学派”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傅斯年的史学思想渊源
    “史料学派”的兴起和本世纪初的社会思潮主流泛科学主义的影响是密不可分，换句话说，科学主义在中国泛滥，是中国“史料学派”逐渐兴起并得以发展的大背景。关于这样一个背景，香港学者王尔敏进行了详尽地分析。他说：“由于近代西方知识技术之冲击，使中国产生了西方优越观念。西方知识，以科学发展最见突出，也使中国产生了同时代一个笼罩全局的科学主义，史学界的这种治学风气，基本上是科学主义所影响之一面，它必然产生于民国初年，是整个时代潮流使然。”⑧这段话实际上就揭示了泛科学主义思潮影响到史学界则在中国史学研究领域内产生新的学术研究风气的这一客观现实。在具体谈到科学主义为中国人所接受，并在历史研究领域内产生巨大影响，从而在中国史学界形成独树一帜的学术研究派别的原因时，王尔敏进一步说明：“五十余年来所表现科学之史学，也反映复杂之心理状态，或者是一个想望，或者是一种提倡，希望史学走上科学之路，或者是一种学派宗旨，奉为一门师法，发展成为科学派之史学家”。⑨正因为中国的史学家希望史学走上科学之路，所以，在如何将史学建设成科学的问题上，他们也必然要做出自己“合理的”解释。他们认为，历史学虽然不能成为研究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科学，不能成为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但仍旧可以是一种科学。它之所以可以成为科学，就是因为它的研究方法可以是“科学的”研究方法。而在“史料学派”看来，这所谓的科学方法，实际上就是指史料的搜集、校勘、整理与考订等。在这种认识下，对史料的搜集、校勘、整理与考订便成了将史学建设成为“科学”的正常途径，而当他们把此种方法看着是建设“科学”史学的唯一途径时，他们也就普遍地接受了“史学本是史料学”的观点，并把此观点当着了他们进行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
    “史学本是史料学”的观点为什么会在中国流行并进而成为一代学术派别所奉行的宗旨呢？这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宣传、介绍、选择、取舍有着直接关系。
    “史学本是史料学”的观点，在近代英国剑桥学派和德国语言考据学派的治史观里， 就已得到充分反映， 但具体提出此观点的， 则首推德国的学者伯因汉（Ernst Bernhim），1880年，他在其史学著作《历史研究法教科书》中首创此论，在西方史学界曾引起较大反响，到本世纪初，这种观点也通过不同的渠道传入中国。首先是1987年，法国的朗格诺瓦（Ch. V. Langlois）和瑟诺勃斯（Ch. Seignobos）对伯因汉的著作进行了增删，撰成《史学原论》一书在法国出版，中国学者李思纯则以此版本为据，在1926年将其译为中文。首次向中国史学界介绍了这种观点。其次是1889年。美国的费琳（Ferd Morrow Fling）也对伯因汉的著作进行了删改， 而美国先后以《史法纲要》（1899）和《历史研究法》（1923）为书名出版。中国学者李树峻选择后一种版本，将其译成中文先行在报刊上陆续发表，并在1932年成书出版，较为详细和全面地向史学界介绍了此种观点。其三是1937年，中国学者陈韬直接将伯因汉的《历史研究法教科书》翻译成中文，以《史学方法论》为中文书名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使这种在当时的中国已普遍流行的史学观点得到进一步传播。⑩这样，经过三个不同渠道的输入“史学本是史料学”的观点在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并逐渐为许多知名学者所推崇。如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何柄松的《历史研究法》及薛澄清的《历史方法》概论等著述中，这种观点都得到充分反映。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这样，就为以此观点为其学术研究宗旨的学术派别的兴起：即“史料学派”的兴起，奠定了较广泛的思想基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史学本是史料学”的观点在中国的流行和传播，也是“史料学派”能够在中国得以兴起和发展的又一历史背景。
    傅斯年的“史学本是史科学”所反映的，也是泛科学主义这一时代思潮的一个信仰。从其思潮渊源看，除了西方史学思潮的影响外，还打着中国传统史学思想的深深烙印。具体来讲，其师承关系有两个。一是中国史学传统中的乾嘉考据学派；二是以布瑞（John Bagnell Bury）为代表的“剑桥学派”和以兰克（Ieopold Von Ranke）为代表的德国语言考据学派。中国史学家注意史料与史学考异的传统，可以追溯到裴松之注《三国志》。到宋代，考证已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史学家们开始对记载抵牾的史实进行考证，对歧异的版本进行对比，对衍夺错讹的文字进行更正。在古籍的分类和整理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到清康熙后期，清代考据学派逐渐兴起。这一学派的兴起，既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宋学”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在清朝文化专制压力下，不得不放弃清初顾炎武在求实基础上的“经学致用”思想而选择了一条走向烦琐考证的道路，而逐渐形成一代风气的必然结果。他们学风严谨，考证严密，在古籍整理、辨伪等方面确有建树，对后世的研究风气影响较大。傅斯年出身于名门世家，从小受到封建式的正统教育，对中国传统的治史思想较为赞赏。他所处的时代和他对人生的态度也决定着他特别推崇清代考据学派的疑古精神和亲历实验的态度。他在对西方史学新思潮、新思想给予充分理解的同时，对清代考据学派的“实事求是”、“寻求实用”的治学方法也给予了充分肯定。他甚至认为，这种考而后信、大胆疑古的治史方法，“很有点科学的意味”，从而给清代考据学派的治史思想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这样，傅斯年在对中国传统史学思想尤其是清代考据学派的治史思想进行理解、加工、继承的过程中，也就自觉地把这种史学思想当成了自己史学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傅斯年受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主要是他留学英、德期间。在英国，他主攻试验心理学，还兼治生理、数学、化学等学科，同时也阅读了英国的哲学、历史、政治、文学等诸多方面的书籍；在德国、他则主攻哲学，也选修了相对论、比较语言学、比较考古学。所有这些，都开阔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知识，对他接受西方史学思想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具体来讲，在治史思想上，他受英国剑桥学派的布瑞和德国语言考据学派的兰克影响较大。
    约翰·布瑞（John Bagnell Bury）是英国剑桥学派的重要人物。他生平治学严谨，特别重视历史的“科学性”。他认为，历史是科学，而且是不折不扣的科学，他要求治史必须象对待自然科学一样，必须要避免一切先入为主的偏见，纯粹根据不偏不倚的“客观态度”，根据第一手资料得出应有的结论；（11）兰克（Leopod Von Ranke）则是十九世纪德意志影响最大的历史学家。他的影响，不仅在于他撰写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著作，还在于他所推崇的治史态度和治史方法。象布瑞一样，他也认为，写历史必须“如其实在所发生的情形一样”，必须掌握第一手资料，并根据第一手资料写出“公正无私”的历史。他认为，一切历史著作都是不可靠的，要明白历史的真相。只有穷本溯源，研究原始资料。看那些曾经“目击其事的人”是怎样记载的，让史料本身来说话。他认为，在档案库里，埋藏着“最可信和最有价值的记录”。为了贯彻这一主张，他曾经遍访德国、奥地利、意大利、法国等地的国家档案馆和私人藏书楼，寻求史料的证据。（12）在这里，布瑞和兰克“不偏不倚”的治史态度，“让史料本身来说话”的治史方法，对傅斯年的影响很大，在他的许多著述中，都能见到这种影响的痕迹。如他曾经说到：“凡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富地参照所包含的事实则退步”。（13）他还认为：“能利用各地的直接材料，大如地方志，小如私人日记，远如石器时代的发掘，近如某个洋行的贸易册，去把史事无论巨细者、单者或综合者条理出来，是科学的本事。”（14）他甚至还用十分通俗的语言来表明自己的主张，他说：“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认为：“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15）他也反对人们根据材料进行科学分析和综合研究，以示“公正”和“不偏不倚”。他说：“我们存而不补，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我们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理材料的手段。材料之内，使它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16）从傅斯年的这许多言论看，他的许多观点都是布瑞和兰克的观点在中国的翻版。实际上，布瑞和兰克的治史思想对傅斯年后来的研究取向及史学方法的取舍、史学思想的形成都产生了直接地影响。
    综合上述，不难看出，中国乾嘉学派的大胆疑古精神、亲历实验的严学谨风，以及西方英国“剑桥学派”和德国语言考据学派“客观”、“公正”的治史态度、“让材料本身来说话”的治史方法，都成为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直接渊源。由于傅斯年本人学贯中西，又加之处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人的有利地位，所以，他能够在时代的交汇点上，找到中西史学思想中相同或相通的东西，并在个人主观意识的加工下，再加以发扬、光大。“史学本是史料学”实际上就可以看着是他对中西史学思想求同去异、加以取舍、扬弃后而得出的所谓思想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