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的研究重视不够。吕振羽先生又是一位非常谦逊的学者，极少谈论自己的学术成就。1963年初，他蒙冤秘密被捕，从此于中国史坛销声匿迹，他的著作也无形中成了禁书。象我这样60年代毕业的历史学专业学生，多少还知道吕振羽是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但对他的具体学术成就，也所知甚少。年青一代知道的就更少了。80年代以后，我们对近现代学术史（包括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逐渐重视，也有了较为公允的评价，90年代起，产生了一些研究吕振羽及其史学的专著，吕振羽的史学成就逐渐为人们所知。我对吕振羽先生的史学，只是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的角度有所涉及，缺少专门研究。下面根据我学习吕振羽先生的著作和相关著作，对吕振羽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中的一系列始创性贡献，作一粗线条勾勒。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于五四运动以后唯物史观的传播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最初阐发。形成于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经过社会史论战，有了发展。40年代，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趋向定型和成熟。解放以后，由于社会性质的转变，确立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进入新的探索和发展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是李大钊，他对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史学思想史的最初研究和阐发，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开辟了方向。标志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的始创者为郭沫若，他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对甲骨文、金文和中国先秦史的最初的系统研究，奠定了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创者的历史地位。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第二位代表人物，便是吕振羽，这不仅是因为他发表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的时间，仅次于郭沫若，还由于他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时起，便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所作出的一系列始创性的贡献。在郭沫若、吕振羽之后，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和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还有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前辈。
    吕振羽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由他最初提出和展开研究，开辟道路，作出始创性贡献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至少可以列出以下几个方面。
    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的开拓者
    儒学把人们制造的神话传说当成信史，将远古社会美化成黄金时代，这种盲目崇古的复古倾向，影响了中国人的历史认识长达2000余年。本世纪20年代，中国史坛在西方怀疑论哲学和清以来疑古思潮的影响下产生的疑古派，大刮疑古之风。疑古派和疑古风反对封建史学的盲目崇古信古，在辩证史书和史料上有过历史性的贡献。但这种过甚的疑古风气，又给了人们一种历史不可信、更无规律可寻的错误历史认识。当时的风气所趋，使得人们对于远古社会的研究，无人敢于问津。似乎中国历史只能从有甲骨文字等文献可考的商代开始。再往前追寻，便只能是荒诞无稽。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者郭沫若撰《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只认中国历史从殷代开始。更早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李大钊写过《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蔡和森写过《社会进化史》，对中国原始社会历史的材料及遗迹，只有极少的涉及。吕振羽发挥历史科学家的大智大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依据当时仅有的一些地下出土文物（仰韶文化，河套旧石器文化，周口店中国猿人和山顶洞人遗址遗物），结合民族学、民俗学、神话学，对古文献中大量的上古神话传说进行了系统的剖析和研究，于1934年出版《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作了一次大胆的尝试，“给无人过问的史前时期整理出一个粗略的系统”[1]，揭示出原始社会从原始群团到氏族社会，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为母系氏族社会，传说中的夏代为父系本位的氏族社会，直到神话传说所暗示由血缘组织到地域组织的转变形迹，从而在盲目信古和极端疑古之外，另辟研究途径，以科学的方法结合出土文物，领会神话传说中所隐藏的古代社会的奥秘，第一次揭示出中国原始社会发展的基本轮廓，震动了当时的史坛。作为一部初创著作，《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自然有它的缺点和不足，然诚如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教程》中所指出的：“吕振羽的这一大胆尝试，不管其正确性达到何种程度，但把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突破了阶级社会的界限，从殷代再提前到无阶级的原始时代，因而把‘历史怀疑主义者’在中国历史上所设定的封锁线，也彻底毁灭了。在这一点上，吕振羽对于先阶级社会史的研究，是尽了一个开辟的任务”。从而为中国原始社会史的研究首开正确的导向，这是吕振羽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立下的一大丰功伟绩。